1976年10月，沉寂许久的文化事业重焕生机，渐渐热闹起来。彼时我在校担任团委委员、机关团支部副书记，组织团员和青年开展文体活动，是我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在物资、文娱尚且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是最物美价廉、最受大家喜爱的休闲方式。
那时候观影资源十分紧张，可谓僧多肉少。一方面城区正规影院数量稀少，另一方面经历多年文化沉寂后，电影放映尚未全面放开，公映影片屈指可数，不少优质经典影片仅以内部放映的形式小范围播出，一票难求。在所有观影经历里，最特别、最难忘的，就是去天津宾馆观看内部电影的经历，这也是改开初期极为难得的文化体验。当时内部观影名额极其稀缺，不对外售票、不公开宣传，仅限单位对接邀约，我几经周折才争取到珍贵票源。在这里，我陆续观看了越剧经典《红楼梦》、外国经典影片《巴黎圣母院》《简•爱》，每一部影片的内容与意境，都让我们深受触动。越剧《红楼梦》情节细腻婉转，从黛玉进府、共读西厢到泪尽潇湘、红楼梦断，凄美动人的剧情搭配悠扬婉转的越剧唱腔，将古典名著的悲欢离合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物鲜活、韵味绵长，看得众人沉浸其中、心生感慨。《巴黎圣母院》画面极具张力，通过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的善良美丽与钟楼怪人卡西莫多的赤诚纯粹，对比出世俗权贵的虚伪冷酷，善恶分明的剧情直击人心，让我们对人性美丑有了全新认知。《简•爱》则讲述了平凡女性简•爱自尊自强、追求平等与真爱的故事，她不卑不亢、坚守本心的品格，深深感染了我们这群正值青春的年轻人。这些影片题材新颖、立意深刻，和当时为数不多的公映影片风格截然不同。能在文化复苏的初期看到这些佳作，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滋养了精神世界，对长期匮乏文娱生活的我们而言格外珍贵，这段独特的观影经历也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彼时我负责青年文体工作，自然不能独自独享这份乐趣，一心想让更多团员青年参与进来，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为了常态化组织观影活动，我主动对接各系团总支书记，多方打听渠道、寻找观影资源。机缘巧合下，我结识了于姐。她是1972级工农兵学员，我的学姐，1976年已分配至河东区一家机械厂工作，身为党员的她，专职负责厂里工会文体工作。
于姐为人热情爽朗、待人谦和，虽是干部子弟、军嫂，却毫无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因为常年开展厂区文艺活动，她和郭庄子、大直沽等多家城区影院都维系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厂里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能组织一次集体观影。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便主动登门对接，起初请同事小陶帮忙搭桥牵线，后来每次去市一机局办事，我都会专程拜访她，慢慢熟络起来。
最初的观影组织工作格外繁琐。我们全程依靠电话沟通，于姐会提前告知观影时间、地点、影片名称、票数和票价，一场电影只需两三毛钱，价格十分亲民。但大家居住分散、业余作息各不相同，每个人的观影喜好也各有差异，加之不少年轻同事正处婚恋阶段，观影往往还要和伴侣商量。多方协调、逐一统计，每一次组织筹备都要耗费不少精力。
为了保障活动顺利开展，我们形成了固定的筹备节奏。每周一，于姐会提前对接影院，确认好准确的观影信息后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我们学校坐落于杨柳青，距离市区较远，为了方便大家出行，所有观影活动基本都定在周六——彼时还是单休日，不耽误日常工作学习。
每周三我会专程前往市区工厂取票，周四赶回杨柳青的学校，逐一分发观影票，通知大家做好出行准备。学校有职工通勤大客车，我们会根据观影地点规划路线：去天津宾馆观影，就搭乘南路班车;前往西站附近的群众影院，便乘坐北路班车。我们大多预定傍晚六七点钟的场次，下班后观影，不耽误日常工作，最大程度兼顾了所有人的时间，让大家都能安心赴约。
这样常态化的公益观影活动，我们坚持了整整一年。后续全市各大影院陆续全面开放、恢复营业，观影资源愈发充足。此后我每次到市区办事，都会主动走访各家影院，对接购票渠道，拓展观影资源，每次统筹安排前，我都会提前和团支部各位委员沟通商议，统一协调、合理安排。
彼时我已26岁，依旧坚守在团支部副书记的岗位上。组织上没有让我退团，是对我的信任与认可。我始终心怀责任，尽心尽力做好每一次青年文体服务工作，不负组织嘱托，不负青年同事们的期待。那些奔走联络、集体观影的岁月，也成为改开初期一段温暖又珍贵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