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岁月里，最鲜活温暖的记忆，莫过于家桢哥哥第一次出国归来休假。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天津的日头毒得很，柏油路被晒得发软，树叶蔫头耷脑地垂着。我那时还是个半大孩子，稚气未脱，满脑子只有玩。听说家桢哥哥要从国外回来，我一早便守在胡同口，踮着脚往巷口望，盼着那只磨得发白的帆布箱早点出现。
他终于回来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箱子往墙角一搁，全家人便围拢上去。母亲忙着下面条，父亲翻来覆去地看他带回来的照片，姐姐们凑在一起小声议论他身上那股陌生的"洋味儿"。我挤不进大人的圈子，却眼尖地瞧见他衣袋鼓鼓囊囊，心里便打起了小算盘——街上民族文化宫影院正在放《鸡毛信》，我惦记了好几天，就差那么几分钱。
趁大人说话的空当，我凑到他跟前，拽了拽他的衣角，缠着讨要几分钱，想去街上看电影。
他没有轻易应允，反倒收了笑，一脸正色，开口考我："功课都做完了?"
我底气十足地把胸脯一挺："早就做完了。"
"新课的内容预习了吗?"
"全都看过了。"我答得干脆，心里却开始打鼓——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听罢，他便定下规矩：出题考我，答对便兑现我的心愿，答错便作罢。我心里虽万般不情愿，却也只能乖乖应允。那年月，哥哥的话就是家里的"圣旨"，何况他刚从国外回来，满肚子新鲜见闻，我也好奇他究竟要考我什么。
他缓缓发问："这次我出国，去了哪些国家?"
我脱口而出："苏联。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这些都是他写信回家时提过的，我早背得滚瓜烂熟。
"这几个国家的首都分别在哪里?"
"莫斯科、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华沙。"我一字一顿，答得毫不含糊。
他微微点头，又追问："我们出访沿途第一站，经过了哪些地方?"
这题偏门，我却不怕。他带回来的照片我翻了不下十遍，背面还用铅笔写着小字。我朗声答道："你们乘坐图——104苏联客机，先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再经过伊尔库茨克，最终抵达莫斯科。"
他眼里闪过一丝意外，接着追问："除了这几个国家，你还知道哪些社会主义国家?"
这下我可来了精神。那时候学校里天天讲，画报上天天登，我掰着手指头，从容细数出当年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朝鲜、越南、中国。随后又逐一报出各国首都，分毫不差。
家桢哥哥听罢，眉眼舒展，满意地笑了。他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从衣袋里掏出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啪"地拍在我手心。那硬币被他的身体焐得温热，带着一股淡淡的汗味和烟草气。
我握着这枚硬币，像攥着一件宝贝，鞋都没穿好便冲出了门。穿过两条胡同，跑过卖冰棍的推车，一路冲到民族文化宫影院。票买好，进场时电影刚好开场，银幕上海娃赶着羊群、鸡毛信藏在羊尾巴底下的画面一出来，我便什么都忘了。
那场电影看得我心潮澎湃，散场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嘴里还学着海娃的腔调念叨"鸡毛信，鸡毛信"。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家桢哥哥早已不在人世，民族文化宫影院也拆了盖了新楼。可那枚五分钱硬币的温热，那个盛夏午后的光影，还有哥哥考我时那双含笑的眼睛，却像刻在心里一样，怎么也抹不掉。那几分钱买来的快乐，纯粹又热烈，温暖了我整个年少盛夏，也温暖了此后漫长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