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闻讯赶来石码，把我抱回厦门，用英国“克宁”老牌奶粉悉心喂养，终于把我救活。童年里，我便在漳州与厦门，也就是外婆与妈妈之间来来回回。
漳州那一株黄皮果老树，荫护着银行宿舍，我们极温暖又极短暂的可爱小家。每天午睡起来，我迫不及待地爬上竹椅，掀开饭罩，手伸向一盘用盐水涮过的绿得水灵红得透亮的桃子。妈妈早已笑吟吟候在身後。我吃得满脸满手都是甜汁，妈妈则用雪白的牙齿文雅地轻轻一咬，声音清脆好听。我好像从来没有学会那样吃法。
在爸爸妈妈身边想厦门的外婆。尤其淘气受妈妈谴责，便将衣柜大小物件拖一地，抱着小衣服闹着要回外婆家，最後妈妈无奈地陪我哭一场。回到外婆身边，在三层小洋楼里想漳州，想漳州黄皮果树上的风，怎样教叶子都学会了一种泥土味的漳州乡音：想起夏夜，头蒙着毛巾被躺在清凉的竹床上，听妈妈用她独特的语言讲《聊斋》，“鬼大笑，手舞足蹈绕着圈走……”窗外的芭蕉也大笑，也手舞足蹈绕着房子走;想起惹妈妈生气时，她一脸的伤心，唉!
即使因生哥哥难产、我在襁褓时几乎被保姆害死，爸爸在“肃反”时被冤屈吊打，妈妈剥下身上所有首饰，又星夜赶回娘家求援借款，这些惊吓仍不能损害妈妈在婚後花朵怒放般的圆润与丰美。
五、一九五七年
五岁那年，妈妈开始教我学钢琴。
“坐直，双肩自然放平。”妈妈捡起分币，重新放在我的指尖。
“现在练习音阶。”我马马虎虎翻开琴谱：这些蹲在电线网里的小蝌蚪真不可理喻，它们应甩起尾巴游在水里才对。一错神，分币又跌落，一直滚到楠木大橱下。
还没学会音阶，妈妈无心再管我。反右派的狂涛巨浪倾覆了我家这只小舟。我把乐谱折叠成许多飞镖，天空中快乐地奔跑着摇头摆尾的小蝌蚪。
这就到了一九五七年。
我的记忆居然可以追溯到两岁、三岁、四岁，由于提供的证据确凿，不由得大人们又困惑又深信。奇怪，我唯独不能记起我们家遭受雷击的那一天，那一天，那一个事件对我完全是个空白。直到看了日本电视《犬笛》以後我才相信，孩子们往往把威胁和危险排除在记忆之外，这也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吧?
妈妈和我说起那一天：
星期日。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人人松了一口气。爸爸虽有过吓人标题的大字报，仿佛没事了，于是就决定悄悄地庆祝。妈妈去买东西，父亲照例在家侍弄菜。等妈妈心情轻松地回到家，爸爸不见了，饭罩下压着一张给爸爸的紧急通知：速去机关门口集合。
爸爸的毛巾撮在砧板上，大约连洗手也不行，只揩了揩手。
阳光暖洋洋地照在院子里，被妈妈填得走不动的大肥鸭“呷呷呷”叫了几声，把一种冷清、一种不祥的预兆都衬托出来。
脸如白纸的妈妈奔到机关门口，满地鞭炮灰，人一个也不见。传达室的老头安慰妈妈说：“他们是挂红结彩去的，很快就会回来。”爸爸被判处劳改八个月，却整整去了八年。
妈妈说，饭罩里是爸爸的拿手好菜：猪肝切片，肉丝、茭白丝已切好，鱼剖肚去鳞，还码着姜丝、葱段……
一桌精心安排的菜肴，一个愁惨漫长的假日和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这就是我的一九五七年。
哥哥本就是奶奶的心肝宝贝，叔叔们毫无异议共同负担了他的生活费用。我被送回外婆家。妈妈带妹妹在漳州等候，并找了一份出纳工作。半年後，爸爸获准给妈妈写的第一封信里，理智地劝妈妈投奔娘家以作长久之计。他深知，自己的臂膀再强壮，已经无法护卫家人周全。
年底结账，妈妈心烦意乱，赔的款项比当月工资还多。她也哭累了，徒然环视四壁。结婚时父亲千挑万选订购的成套家具、钢琴乃至妈妈的貂皮大衣，都已换成炒面、猪油、虾皮，装进邮包，源源不断寄往爸爸劳改的农场。妹妹因独自被锁在黑屋里得了惊风症。二十九岁的妈妈抱起抽搐的妹妹，背上大相册，连夜搭小火轮回厦门。
大姨妈帮妈妈找的仍然是一份财务工作。大姨妈是科班出身的资深总会计师，在她强有力的援助下，妈妈勉强可以应付工作。
三年困难时期，我姐妹俩托庇于外婆家。外公略有家底，三餐雪白米饭照旧。母亲不愿拖累娘家太甚，为节约供应份额支援父亲，独自在食堂吃小球藻与菜粥，竟至全身浮肿，食细糠疗之。我与妹妹偷吃母亲的炒糠拌红糖，觉得香甜无比。当时，孩子们的零食早已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