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这是奥顿悼念叶芝的那首名诗中的一句，查良铮先生译为“诗无济于事”，简洁明了，但我爱原文的质朴：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说得再直白不过。可不是吗?一首哪怕再高妙的诗，能使一件事凭空发生、改变或逆转吗?奥顿说，爱尔兰刺痛了叶芝，让他发为歌诗，但如今叶芝人去楼空，爱尔兰却疯狂如故，连气候都丝毫不变。诗算得了什么?它连同样押韵的咒语都不如。咒语能移山填海，生死肉骨;诗只是风中的一丝风，之前是空寂，之後还是空寂。
一
八十年代後期，曾有难得的机缘，在安徽一所师范学院任教一年。我教的课是古代文学史上半期，从先秦到南北朝，正是我非常喜爱和熟悉的一段。每周两次课，四个小时。教学大纲规定的任务相当简略，备课和批改作业之外，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又因为是客席，校方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切生活琐事无须操心，遇到节日，还能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一番。闲时看书，打牌下棋，长夜清谈，逛街，看电影，稍稍喝点酒。当然，扪腹大梦之馀，免不了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之後，免不了写点诗。改好了，东一首西一首地乱投。
楚铭是我在单位住同一宿舍的兄弟，一起报名参加讲师团。从北京下来，我去淮南，他到几十里外的怀远。春秋佳日的周末，我骑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看他，和那边的同事聚一聚。在淮南，我们住在一座小宾馆里，左右不远，都有闹市。怀远的师范，地方偏僻一些，校园背後是山。有客人来了，白天带去爬山，说是大禹治水的遗迹。偏那山既无葱茏之姿，也无险峻可言，沿山脊信步而上，山顶空无一物，除了一座小小的亭子。我倒是挺喜欢那座山，站在山顶俯瞰四下的平川，眼界极为开阔，村庄阡陌，历历在目。就凭这一点，我相信大禹确曾在此观望地势，筹划导引洪水的方略。
记得有一次去，赶上连绵阴雨，白天一人坐在临窗的桌前，铺开纸，想写一首题为“槐花雨季”的诗，却怎么也写不出来。楚铭知道我最爱吃鲫鱼，中午特地弄了几条，照我以前说的方法，先煎得两面焦黄，再加酒、开水和葱姜焖熟，吃时撒上葱叶和芫荽。
後来想起怀远，就想起鲫鱼和那首没写出来的诗。“槐花雨季”永远不曾由“纯粹理念显现为现实”，偏偏记着。鲫鱼自从到纽约，就再没看见过。
我在北京住集体宿舍，前後三迁，楚铭是陪我到底的人。最初在西便门外，我们有四个人结伴合住一屋，周末同出游玩，下班饮酒作乐，密不可分，亲如兄弟。之後搬到羊坊店，情形依然。那里距离玉渊潭最近，在湖上划船，拿煮花生米下酒，大半天时光，自由畅饮，何等简单而洒脱。再以後，继续搬，搬到菜户营。房间小了，两个人一屋，四人分作两处。不久，其中两位结了婚，搬出去。我和楚铭各自独占一间，引得无数人羡慕。到了周末，先手抱得美人归的兄弟纷纷前来借地方。
而我和楚铭，条件如此便利，却没有女朋友。我依旧吭吭哧哧地炮制各种纸上垃圾，楚铭呢，既忙着约会，又忙着调工作。夜深赶回，总是到我那里坐一坐，说说两方面的进展，有时高兴，有时气恼，总归是气恼的时候多。他约会的女孩的照片，沾光看了不少，其中不乏美女，但他总是有遗憾。
楚铭学工科，可他喜欢文艺。我的诗他也看，不喜欢的，直言不讳，不管我面子搁得住搁不住，遇到喜欢的，那是真的喜欢，很久之後还能听他念起。
电视台新楼落成，我赶上搬进新办公楼，享受了半年云中望水的好景致。带食堂的新宿舍，我未能赶上，辞职走了。那时候，当年同时进电视台的伙伴，绝大多数成了家，留在集体宿舍里的，楚铭绝对是元老了。
第一次回国探亲，故地重游，回电视台玩，在楚铭的宿舍住了一晚上。屡屡听说的食堂的小炒加啤酒，还有小火锅，都见识了。和过去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从前在菜户营，周末彻夜打麻将，也是一个传统呢。後半夜肚子饿，只能煮包方便面，打进一个鸡蛋就算奢侈。楚铭知道我在纽约，肯定不会有机会常玩，要我重温往昔的好时光，居然强拉硬拽，召齐了原班人马。可我因事不便，婉拒了，看他们玩。一位老朋友的新女友，半夜三更做了一锅鸡蛋面，端来慰劳我们。世上竟有如此贤慧的女孩，大家不免欷歔再三。
这是我唯一一次去电视台的新宿舍。谁能想到，这会是楚铭的终老之地，一个他永远没有再离开的地方。
二
在淮南，我发表了生平第一首诗，拿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六十多行诗，六十五元，比半个月的工资还多。更令人高兴的是，那首分为几段的诗，不仅全发，还发在头条。但我写诗的热情并没有因此提高多少，不是不想，而是没办法强迫自己。我一辈子都这样，强迫不了自己做任何事，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兴致不来，没法动手，想急功近利都不行。好多年来一直以为自己真是疏懒到不可救药了，从没见人读庄子读成这么个德行的。後来想想，也许不是懒，就是心中怀疑的阴影始终不能消除。怀疑什么，说不清楚。可能怀疑外在的一切，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怀疑自己。毕竟怀疑自己比起怀疑他人，要厚道得多，也直接得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种预感，太强烈，太沉重了，常常觉得不能抗拒，但要认命却心有未甘。我需要鼓励，希望不被别人摈弃。这样我就不再怀疑，也不再把那狗屁预感当回事了。
宾馆後院有个很小的花园，花坛边搁了两张长椅。吃过晚饭，大家经常在这里走一走，坐一坐。各种小虫在将暗的天色里飞，树在风中乱摇，残花和裂开的果实散发出香气和奇怪的苦不苦、涩不涩的味道;电视机里嗷嗷地唱着;从宾馆二楼水房的窗口映出打水的女人的影子，有一个很漂亮的高个子少妇，喜欢每天傍晚在窗户边上洗头，弄得我们一位大哥神情恍惚……唉，那是什么样的一股子气氛啊。
深秋一天，也是晚饭之後，大风刮起，满地枯叶乱走，半空里呼啸连连。我在时常涌起的毫无理由的郁闷中当风而立，觉得同样毫无理由的痛快，一些诗句联翩而出。回到房间，一口气写下十几行诗。
这首带点雪莱《西风颂》劲头的诗，让我得意了很久。一直到离开北京，我都相信那是我在大学毕业後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是李白精神的产物。虽然内容幼稚，在小圈子里，却有不少人喜欢。也许唯一的好处，就是诗中表现的年轻精神吧，所以才能引起共鸣。楚铭对这首诗尤其喜欢。
有一天，他拿来一个硬皮本，让我把这首诗抄在本子的第一页。我忘了他当时说这本子是准备用来干什么的了，大概是记日记。
我不太情愿干这种初中生爱干的事，连声说不。他很认真，一再坚持，说真的喜欢这首诗，放自己哥们的诗在本子上，总比抄不认识的名人的诗好吧，何况这诗念起来真的很来劲儿呢。
我只得替他抄上。抄完，他翻回前页，让我再写一句话送给他。我知道他最近甚是消沉，信手抄了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大为高兴，说诗和这句话都太棒了，男子汉嘛，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就要想得开。
确实，楚铭比我活跃，尤其在大场合，能撑得住台子，所以他兼职团委文艺宣传干事，组织活动，概能做得有声有色。而在机关的大食堂里，和各色人等，特别是和女孩子打交道时的举重若轻，更令我羡恭不已。
回想自己，觉得挺好笑的：我在任何事上的成熟总是比别人晚了一步，我建立起自信更是如此。三十岁时回看二十多岁，所有的事如果再处理，结果肯定圆满得多。四十岁看三十多岁，也是一样。这使我每每只能苦笑，怨自己笨，胆小，反应慢。那些错失的事都简单之极，不知为何当初就是明白不过来?现在呢，我当然有足够的自信，也成熟了一些，然而一旦拿来应付眼前的事，发现和几十年前比，并没有进步多少。
可是楚铭不啊，他在世事上挺精明，看问题能看到要害。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常常讲给他听，听他的意见，求他支招，包括约会的细节，包括如何拒绝同事出自好心而自己却不情愿的提亲。
三
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免怨天尤人。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埋怨环境，也埋怨自己。环境太复杂，不说也罢。自己这边，也是两个方面：先天的，後天的。譬如我自己，有机会的时候把握不住，没机会的时候不会创造机会，打不开局面，完全是性格的缘故：太怯，太懒，自尊心太强，性命交关的场合却又麻木不仁，一句话，用我後来一位老板的定评，就是“不思进取”。连佛教徒都还知道“勇猛精进”呢，我的惰性不也太惰了吗?说实话，“勇猛精进”，就像前面提到的“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属于我那些端不上台面的座右铭，很想以此自勉，但遇事奉行就要打折扣。楚铭那时二十出头，身上有很重的孩子气，对这些格言隽语很当真，觉得要做事业，就得约束自己。格言不是说着好听或好玩的，得照着做。他天生顽皮，嬉皮笑脸是一面，勇猛精进是另一面。
所以说，就楚铭而言，主观上的努力这一面，他无需愧疚。工作後的短短五年，他做得很好。机关内调动，从技术部门换到了自己更喜欢的岗位，电视报编辑部。下一步，也许是当一个电视节目制作——听他这么说过，还有可能，是朝行政方向靠，去总编室。谈起此事，他就叹息当初不该学技术，说像我们这样，不需努力，早已一步到位，多好!
不过要说真正无可奈何的抱怨，还不在此，他抱怨的是先天条件，不多不少：两项。照他说，简直要命。现在我自然不会再觉得可笑，但当时，我毫不客气，说不仅可笑，而且可笑得很，男子汉怎么会困扰在这样琐屑的细节上?他怨恨什么呢?第一，是他的长相，皮肤太细太白，眼睛太大，两眼间距太宽，像钱钟书形容的，总像是一副惊讶得不行的样子。这样的娃娃脸，在北京，在中直机关里混，那就真要命。道理很简单，无论你多么有才华，办事多么老成持重，经验多么丰富，思想多么深刻，别人看了，还是觉得你靠不住，是个笑嘻嘻的毛头小子。在团委做个文艺委员，挺合适，真要委以重任，别说做事，就是开会时台上一坐，没派头，压不住场面。其次，是他的个头，稍矮了些。一方面，和第一条密切相关，影响形象，更重要的是第二条，严重影响找女朋友。北京女孩别的不论，就喜欢男孩个子高，帅。那时的说法，一米七算二等残废。楚铭可怜，一米七还差两公分。这把他气得呀，不知酒後咒骂了多少回。骂谁呢?骂老天不公。我们都说他眼界太高了，看看周围的兄弟们，有几个人的女朋友真到了倾城亡国的份儿上了呢?不个个都跟捡了宝贝似的，呲着牙花子乐?
他好炫耀，爱吹牛，朋友之间，这也无伤大雅，反正大家都了解他的脾气。他约会的女孩走马灯似的换，一面两面之後，热情顿失。有一些，我们看过照片;有一些，不期而遇，打过照面;还有一些，就是机关大院里的，多少认识一点，其中很有几个，我们觉得不错。因此严肃地劝他，该脚踏实地，把上翻的眼皮子稍稍搬平一点啦。
喝酒聊天，讲约会故事，楚铭一贯豪气干云，那神气，仿佛骑马走过鲜花盛开的原野，路边千朵万朵，任他随意采撷，只要他高兴。俗话说，言多必失。天长日久，我们渐渐感觉到，过去的一次次散伙，敢情不都是他负手而去，也有他眼巴巴盼人青眼而不得的。
在我去国之前，他认识了一个姓黄的女孩，喜欢得不行，拿那女孩名字的谐音，叫她一种水果的名字，看似调侃，实则充满爱怜之情。印象里，这是他最投入的一次恋爱吧，持续的时间也长。在为我饯行的晚宴上，水果女孩也来了。楚铭显然已不把她当外人，肯带来和朋友见面。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清纯甜美，说话声音软软的，不像北京佳丽，像南方姑娘。
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天，当我一生中最焦虑同时又满怀憧憬的时光，楚铭也处在他前所未有的幸福中。那样一个按他的标准几乎十全十美的姑娘，抵消了他多年失望的追求，同时也为他仕途的狂热降了温。我替他高兴，甚至不无嫉妒。相对于他即将稳定而安逸的生活，我的前面一切未知。
四
来纽约三年後，经过数次搬家，暂时落脚在皇後区的林边小区。学上到一半，在唐人街的中文报纸找到了编译工作，毅然急流勇退，不去和英文较劲了。新年之前，照例寄一堆贺卡给各地的朋友。楚铭寄来的贺卡总是别出心裁，而且童趣不变。今年这一张，在内页用去皮的黄豆粘出一个小人的笑脸。打开来的时候，有的豆粒已经脱落，那小人更显得滑稽。我想，三年了，楚铭一直不说结婚的事，水果丫头恐怕保不住。但他的情绪显然还行，否则哪有心思在买来的贺年卡上捣鼓这些小玩意儿?
转眼到了夏天。一个周末的傍晚，接到北京长途，那是从未打过电话的老朋友，我一听他报出姓名，知道准有事。他连叫几声我的名字，轻声说，楚铭出事了。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他说，你别急，事情都已料理完了……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问这话的时候，我想的是其他方面。两年前，有一哥们儿，因为奇怪的原因，进了看守所。楚铭难道也出了岔子?
但不是。楚铭死了。自杀了。
他是在自己宿舍用电话线挂在衣柜的柜顶自杀的。
什么原因，没人知道。
我在楚铭的宿舍住过，知道房间的布局。屋子一角有一个大衣柜，两米来高。柜顶四角都有凸起的榫头。夜深人静，他把电话线挂在朝外的榫头上，从容告别了人世。
没有最後的声音，没有抱怨的眼神，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遗书。
第二天下午，办公室发现他人没来，事前也没请假，找他有事，找不到。单位里哪儿都找不到他，早晨中午和晚上不见他来吃饭。大家才警觉，最後打开了他宿舍的门……
当初四兄弟中的这一位，因为早早结了婚，工作又忙，和楚铭来往已不多，最近几年的情况，更不了解。但他很肯定地说，可能还是因为失恋吧。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事?
放下电话，很难接受眼前的事实，因为太突然，而且就我所知，毫无理由。人的行为决定于性格，而楚铭的性格中，我从来没看到这一面。
我下楼出门，沿街往阿斯托里亚方向乱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想着楚铭的死，脑子里一瞬间全空了。我哀伤一个朋友的横死，但更持久地困扰我的，是我想不通，世上有什么事还能大于死?困顿，孤独，挫折，无出路的绝望，被人耻笑，被亲人弃绝，失恋，丢掉职位和前途，牢狱之灾，等等，就这些，哪一个能大过死?就算他一生注定事业无成，就算他一生注定得不到一个心爱的女人，难道这就意味着再无活下去的理由?他怎么知道未来的几十年，上天不会以某种方式给他补偿?他怎么知道?如果不知道，他为什么彻底放弃?他凭什么彻底放弃?
失恋是肯定的。三年过去，没再听他说起最後那位漂亮女孩。如果发展顺利，他会结婚的。他这么说过，也有实际的理由。结了婚，才有资格申请房子。而楚铭对于未来的家，设想多多。他很会布置房间，我常笑话他的住处，大有女孩子的情调。不像我们，凌乱，随意。他应该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女孩子喜欢。那么，为什么他又一次失败了呢?
一个多星期後，和以前的老上级通话，说起楚铭的事，据说电视台里传言满天飞，领导不得不重视，善後做得十分周到，连从家乡赶来的楚铭的姐姐也说不出什么。然而始终是个谜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为何走此绝路。说法虽多，皆无实据。楚铭的姐姐从小和他最亲，为他骄傲，把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伤心之馀，无法释怀的是，她亲爱的弟弟实际死得不明不白。台里和公安机关的结论，就是自杀，理由不明。如此而已。
楚铭死于深夜。最後那一天，见过他的人都说，看不出他有任何情绪异常，那一天，以及之前的若干天，也没发生任何和他相关的事。这些，电视台和公安局调查得很清楚。晚上在集体宿舍，他也和往常一样，最起码，没有人觉得他不对头。然而事情确实发生了，根源也许在很久以前，也许并没有具体的事件充当压垮骆驼的最後一根草。事情发展到今天，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也许他在那一天，因为一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小事，触发了思绪，想通了问题，从而坚定了决心。也许选择这一天纯是偶然，他早已做了决定，只待最後时刻的到来……
最後我还是问那位我视为老师的老上级：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她想了想说，可能是经济原因吧，台里近来查得紧，好几个人都出事了。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猜测，但我不能接受。
再次回国探亲的时候，见到电视台的朋友，忍不住还要问楚铭的事，但大家对此显然已经淡漠了，说的话，大多无关痛痒。看我连连摇头，有人不服气地说，你不是他最好的哥们儿吗?怎么你也不知道?
是啊，我是他最好的哥们儿，可是我不知道。
五
现在我可以把那首关于秋风的诗抄在下面了。这首诗是好还是不好，是无来由的浪漫，还是少年人的狂妄，这些都不重要了。这首楚铭让我抄在他的笔记本上，用来自我激励的诗，我後来久久不能从中摆脱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又有一丝後悔。遗憾的是楚铭并没有因它而在最绝望的时刻振作起来;後悔的是那诗中是否有一些暗示，让他从另外的角度理解，最後多少诱导或启发了他，哪怕只是一点点影响?
那一片浩荡的萧瑟你怎能幽闭?
天不变，崖岸也照样耸立
那逆着落日呼啸而至的秋叶
你怎能阻拦，怎能平息?
我啊，将碎我肉身而入无限的青空
或阔落如宇宙，或渺茫如尘粒
一座迷醉了的会抒情的森林
每一条柔枝都有着全乐队的旋律
但我绝不吟唱，因为那忧伤
会被人当作最高的神秘
悬挂在时间中，孕育在混沌里
鱼虫的尸骸堆成塔，塔又化为水滴
这一片萧瑟，你只有
临之如风，饮之如酒，食之如饴
须知我有万千的萧瑟，一阵阵
劈面而来，你怎能抗抵?
让我不安的是“将碎我肉身而入无限的青空”这一句。记得有一次他开玩笑说，这说的不就是跳楼吗?像电影《追捕》中的朝仓!
这首表面豪放的诗，从另一个方向理解，也行，也许那豪放不过是无聊之际的强打精神。“绝不吟唱”也可以是很负面的：心中的痛苦不愿向外人说。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他为什么不紧紧抓住诗中仅有的那点肤浅但却真诚的豪迈呢?
何况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代他抄上这句话，难道不是为诗作一个注脚，确定一个方向?
否则，何以自我激励?
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想起两件事。
楚铭想着转行做编导，拍片子，在当时的体制下，几乎不可能。他唯一的希望，在一个哥们儿身上。那哥们儿不过三十出头，已在一个重要部门挂副职，而且部里传言，他是被作为“第三梯队”来培养的。外放一回来，副职扶正，也就是两三年内的事。他赏识楚铭的才气，有过许诺。一个非常豪爽的人，外粗内秀，我挺喜欢他，但觉得在官场上混，他似乎缺点城府。官场的事我虽然不懂，看多了也能稍稍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青云直上。“第三梯队哥们儿”太豪爽，太容易“掏心窝子”了啊。
果不其然。“第三梯队”後来不仅没扶正，反而被挤出原来的部门，平级调动，打入冷宫。
自那以後，楚铭对于工作，大概彻底死了心，否则也不会在我刚到美国不久，便央我帮他申请学校。他也要走了。
我在自己就读的大学为他办了入学手续。差不多同时，我还为另外一个朋友办了手续。同样的学校，同样的条件，那位朋友拿到了签证，楚铭则被拒签。
这就是命。
对于心高气傲的楚铭来说，这两件事断了他两条路。前一条是他的理想，後一条是不得已的替代。
此後两年，我们很少有深入的交流。
那时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很贵，那时我生活得很艰难，没办法经常通话。我们虽然通信不断，但文字总是有限的，密密几页纸不如聊一个小时淋漓尽致。如果常常聊天，某种情境，某种气氛中，他可能会把心底的苦痛说出来，他想不明白的问题，可能旁人一句话就点透了。据说很多自杀的人就是执迷于一个很小的细节，如果有人劝解，事情会过去。可是人在世上，相知深切是何等不容易，要花多少工夫去磨平一次次出现的芥蒂?
六
我们和我们的期望总是差了一步。我们的期望总是超越了自己的能力，不，更准确地说，超越了自己的运气。我们越是不安于平庸，平庸就把我们缠得越牢。紧紧拉住我们的脚的，不仅是敌意，更多时候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善良。那些在别人如泰山压顶的诱惑算什么呢?不过抖一抖身子，像抖落一片树叶，一粒沙尘，一肩雪花。不过轻松走上几步，就把脚印抛在身後，而且连头都不回。我们身陷其中的，是无以名状的东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脱不出。
奥顿说诗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他说的是现实。但在现实之外，他觉得诗至高无上。因为有了诗：
尽管你(叶芝)像我们一样蠢;可是你的才赋却超越这一切：
贵妇人的教区，肉体的衰朽，你自己。
You were silly like us;your gift survived it all：
The parish of rich women，physical decadent， Yourself.
而且诗永存在它“自身的一片山谷里，从孤绝的牧场和我们信赖并将终老于斯的粗犷之城，流向南方”。诗永存，而且永远是：
事物发生的一种方式，一个出口。
A way of happening， a mouth.
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但它是事物发生的一种方式。它无济于事，但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也许会因诗而微微不同。诗的全部意义就在这微微的改变，而在精神世界，细微的改变可能就彻底改变了事情原有的意义，或者赋予一些平常的事以意义。在举世的漠然中，心会因这些改变而感动，随之做出应和。一切都发生在瞬间，但记忆无限。
从奥顿的诗中，这就是我能够得到的安慰么?
我还可以这样告诉自己：
诗不只是一段段分行的文字，诗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观照世界、观照他人、同时自我观照的方式;
诗是爱和被爱的方式及其意义;
诗使我们生于现实却不死于现实;
诗是我们自以为是并为之骄傲的超越;……
十几年後我重新想起一首早年的微不足道的诗，回想一个朋友至今无法解释的死，经由此路，我要说服自己，诗总是有其自身的意义的，我们沉浸在诗中，总会有冷暖自知的快乐和焦虑，我们确实一无所得，但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自身的蜕变。才智和纯粹精神的“变形”，同样是伟大的经验，让人在成熟之後还能继续前行。经由此路，我也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诗看得太崇高，更不要视之为工具或津梁。诗不是可以供你借助而到达什么地方的，诗不通往任何地方，诗从一开始就是终点。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从来就不能。
一首诗挽救一个朋友的死?我的期望岂不是太可笑了?我居然想象自己年轻时的一首歪诗有救人于死的力量，岂不是太狂妄了?
连可笑和狂妄都谈不上，我有什么资格遗憾和後悔?
虽然如此，我还是给自己留小小的一点馀地：
诗使世上的两颗心相知相契，这总是可以的吧?
算命
记得那是刚参加工作不多久时的事，一个人孤身在北京，“前途无量”的同时，时常觉得迷茫。路太宽广了，反而无所适从，未知数太多，不免充满遐想。这是一种很自信、很幸福的焦虑，相信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一切奇迹都能发生，而且不偏不倚，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年长的同事毫不掩饰对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的羡慕。对他们来说，人生差不多就这样定了，哪怕混得再好，还是不够好，还可以更好，而好到什么地步是个够，永远说不清。我们一无所有，连姿势都没摆好，在他们眼里，却正是最完美的位置，因为所有可能性都在，都还没被选择或拒绝。
聊天的时候，我们互相羡慕。他们为无可好奇而沮丧，我们为太多好奇而心急。一位一向特别照顾我的同事，找了个周六下午，带我去她朋友那里看手相。
“不是急着想知道将来的家庭、工作、事业吗?让她跟你说。”
同事的朋友也是位女士，在出版社做编辑。她看相纯为消遣，只在朋友圈子里玩，唯其如此，名气越大，大家都觉得她纯正，不是江湖骗子能比的。虽是业馀，但据说曾受业于名师，何况还是个文化人。
进了她的办公室，略事寒暄，她便让我在桌子对面坐下，让领我来的朋友到隔壁阅览室看杂志，然後握着我的手，一条条，一款款，不歇气地谈了近两个小时，说出很多叫我悚然动容的话。其中一项告诫是：个人问题上务必慎重再慎重，老婆一定要一辈子死心塌地地对你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到了晚年，很可能极端孤独，身边无人相伴和照顾，後果不堪设想，严重了，也许会发疯。
我那时不过二十出头，老年对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但她那不容置疑又似悲天悯人的神气，却真的把我吓住了，我不由得想到安定医院，想到那将是我的归宿，呼吸都急促起来。
她接着说，我不善交际，故不宜从事与人合作的工作，将来发展，总是在个人事业如创作或研究上。她直言当下的工作(拍电视)并不适合我，因此不久将有大变。
这些她都说得不错，但我不认为是算出来的，人的性情如何，那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何况我既不善于隐藏，也无意隐藏。
既然是看手相，她当然得讲点较玄的。于是她说，我在三十五岁之前，定有贵人相助，这个贵人，也许现在你已经认识，也许尚未现身，但无论如何，保持良好关系最为重要。又特地提醒我，如今关系最密切的人中，有一位千万要注意，如若反目成仇，将是今後的大患。此话顿时让我心跳加快，因为她的神色既严肃，又神秘，而且非常真诚。以後几天，脑子里硬是放不下这件事，把认识的人来回梳理了好几遍，想揪出那个贵人和可能的死敌。
不到两年，我果然去了纽约，她的话还真应验了。可是贵人呢?大概时机还不到吧。仇人呢?我既然走了，如何反目?
在纽约唐人街和苏荷的交界处，也曾遇到一个小店主，一位态度亲切的中年女士。我进她店里找古钱，交谈没几句，她就惊叹我命好，说难得看到这样好的命相，不久就要大发的。原因很简单，富贵之命，还有大贵人相助。她说要为我占一卦，桌上翻一翻，卦书不在，只好表示遗憾，让我下次再来。
要吸引人，说将来的富贵，不如警告当下的灾难。女店主虽然热心，我却没当回事。
说到底，贵人我是不信的，就算真有也不感兴趣。我更愿意随时遇上一个有意思的人，一个有缘分做朋友的人，甚至再奢侈点，一个终生相知的人。相知的人，哪怕远在天边，多年见不上一面，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心中有你，挂念你，替你担忧，盼你高兴，你觉得不孤独。
算命的法门很多，看手相算是最简单的一种吧。面相和八字，相对深一些。起码的一点，脸上可琢磨的地方比掌上多了去了。拆字近乎游戏，一些诗人也喜欢搞这一套，如“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如“最初的松枝，已经横过太阳的圆面”(庞德拆“春”字)。大学里和同学玩这个游戏，记得我造的句子是：梦，林中的黄昏。但像“一”为“生之尾，死之头”之类，就不能不佩服它说法的巧妙。
老一辈的中文系教授，据说多会卜卦。我略知卜卦的方法，便是在高亨教授的《周易古经今注》里。北宋的几位理学大师，也都是玩易经的高手，《梅花易数》至今还是相师们的囊中法宝。诸般算命方法中，独有这易数一门，始终不敢轻言臧否。
手相既已揭过密，以後的际遇，则和面相有关。
一岁多两岁时，抱我的小姨妈失手把我掉在地上，脑门正中永久留下一个疤。北京的姥姥，一个年过九旬、神智仍十分清楚、且有一套自然养生之道的可敬老人，一见面就连声惋惜我的“破相”，说好端端的一副“大富大贵”之相，生生叫这伤疤给毁了。姥姥不是相士，她经的事多，熟知旧时的诸般讲究。她还说，我是走眉毛运的，发达该中年以後了。
说我脑门破相的，不止姥姥一人。我想，假如不破相，我能豪阔到什么程度?当个排行榜上的富翁?当个局长、部长?想一想，似乎并不合心意。我还有个秘密，这些善心的相士们不知道，知道了他们又该如何说?小时候去乡下，嘴馋，跟着人去挖荸荠，俯身在泥里去捡，被表姐在头顶挖了一锄头。幸好她力气小，头顶只是破了一块皮，至今疤痕犹在，由于细小，被头发覆盖住了，寻常看不出来。这算不算更大的破相呢?
两次破相都在最当紧的部位，什么样的福气经得起这么糟蹋?可是我小半辈子过去，老天固然没怎么恩宠我，但也待我不薄。他让我堂堂正正做一个人，做得还挺神气，还挺自负，愿意聪明的时候足够聪明，三三两两的领域，自以为可追攀古人。破後的命犹得如此，未破之时，说出来不是要吓坏人了吗?
命运这东西，周作人说得最透彻：“我说命，这就是个人的先天质地，今云遗传。我说运，是後天的影响，今云环境。两者相乘的结果就是数。”依此说来，命是不能选择的，人有智力与性情的不同，更有家庭和环境的差异，我们无法否认。钟鸣鼎食之家的孩子生来便拥有的，一个农家子弟一辈子未必奋斗得来。至于运，则自己可以掌握一部分。我说一部分，非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由于起决定作用的，常常还有机缘，或曰运气。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算命，其实是算运。
世上之事，即便是如假包换的真理，信它也该有个程度，不能一竿子插到底。所留的那点馀地，是怀疑也好，是静观其变也罢，总之要给自己的主观能动一定的百分比。人之所以为人，而非任何事物的附庸，就在这个百分比，哪怕这百分比只有百分之一。对真理尚且如此，何况算命!我看算命，主要还是觉得它有趣，就像在任何场合遇到的漂亮女人，明知她一言一笑并非青眼相加，你也从没奢望从她那里获得什么，但近其身，闻其声，忍不住还是兴奋激动，这算是人类无处而不寻求快感的本能吧。但一旦陷于迷信，不仅可笑，更是可悲。
幼时曾见亲戚家院子里种了葡萄，枝叶茂密，颇有气象，据说还是多方求来的名种。亲戚体弱，长年患病，听江湖术士之言，说葡萄多荫，容易藏鬼，立即砍了。但亲戚後来病重，仍是早早过世了，那葡萄却无端遭了拉杂摧烧之灾。
近年回乡探亲，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各种神鬼崇拜的死灰复燃，由此酿成的杀伤毁摧等等恶性大案，时见报端。古代的高人，到贫困无计，不妨借卖卜看相为生，也总是借机劝人为善，这才不失本色。今之算命者，书并不深读，阴阳五行之道并不深悟，只凭一张嘴巴，信口开河，唯知骗人钱财，诚可谓“穷斯滥矣”。
夏丐尊在《命相家》一文中记行内人的夫子自道，很有点意思。其中一段讲到，算命生意为何兴旺不衰，一位叫刘知己的专家说，“任凭大家口口声声喊打破迷信，到了无聊之极的时候，也会瞒了人花几块钱来请教我们。在上海，顾客大半是商人，所问的是财气。在南京(当时的国都)，顾客大半是同志与学校毕业生，他们所问的是官运。老实说，都无非是为了吃饭。”
另一段讲到对付客人，那位老江湖说得更绝：“还不是靠江湖上的老调来敷衍!好在顾客也并不打紧，他们到我这里来，等于出钱去买香槟票，中了原高兴，不中也不至于跳河上吊的。我对他们说就快交运，向西北方走，将来官至部长，是给他一种希望。人没有希望，活着很是苦痛。花一两块钱来买一个希望，虽然不一定准确可靠，究竟比没有希望好。”
香槟票是当时的一种彩票。巧的是，纽约六字奖券的官方广告，也正这么写“一块钱买一个梦想”，与命相师的话如出一辙。
说归说，凡有机会算命，我总是兴致盎然。但有两点：第一，街头桥下形貌猥琐的术士我是绝不俯就的。算命者也要讲究卖相，没有一点仙风道骨，休想叫我动心!第二，既然是算命，我只愿意听好话。好话听了开心，这才不枉以色相事人。将来兑现不兑现，暂时不管，但你此刻若能说得天花乱坠，我毫不犹豫，先把未来的一切辉煌预支了，自个儿高兴一番。我不是帝王将相，管它什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涉及一己之命运的事，是昏庸还是英明，与他人何干?你说我将有天大的奇遇，我信。你说我晚景堪忧，每况愈下，嘿嘿，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