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中流淌的那一条悲伤的小溪，是妈妈深夜枕边强忍啜泣。
妈妈的闺中密友来过夜。我和妹妹打地铺，我竖起耳朵，痛恨地听到床上那个老妖精(对不起!)劝妈妈让我去卖冰棍。妈妈回答说：只要我和妹妹能读书，她拼死供我们上大学。这既是给我们，也是给爸爸，同时还是妈妈对自己的承诺。它是如此沉重，再加上单位的领导与同事都在游说妈妈划清界限追求进步。大人们开始背着我们，影影绰绰讨论一个可怕的字眼：离婚。
八岁那一年。妈妈帮我们转到厦门实验小学，重新填写学校履历表。 家长名字改成妈妈，家庭成分这一栏上，妈妈填上“职员”後，对我说：这样，将来就不影响你上大学了。
知道离婚已成事实，我无助至极，而且愤怒至极。从学校回来，我超常发挥三年级语文水平，写了一封态度激烈措辞刻毒的檄文，压在妈妈的雅霜下。
妈妈把我单独叫进房间时，嗓子喑哑，脸色发青。她的眼神是那样空洞绝望，万念俱灰，简直令我冻僵。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因为太悲恸，已成记忆的黑洞。外婆听我锐声啼哭，冲进房间，还以为妈妈自杀了呢。
很快我就理解并原谅了妈妈，或者说，妈妈因理解从未责怪过我?从那以後，我对妈妈再没有任何芥蒂，只有满腔尊敬与热爱。
不久前有韩国作家同情地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失眠的?我回答：八岁开始。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我又如何能够解释清楚呢?
失眠，是一九五七年的後遗症。
六、母爱如水，我的杯子却空了
通常用来表彰中国女性的那些形容词，几乎很难套在妈妈身上。
妈妈不能吃苦耐劳，并非她不愿。从小娇生惯养，高度近视加神经衰弱，虽然主观很努力，结果总是差强人意。最典型的是下放福建长汀时：挑担翻进沟里，割稻割伤手指，脱谷粒则因稻芒过敏全身浮肿呼吸困难，送到公社医院急救。醒过来後妈妈焦灼地问：“我干什么好啊?通情达理的乡民便让妈妈到晒谷场撵鸡轰鸭。妈妈那样恪尽职守，连天上的老鸦都赶得呱呱乱叫。
妈妈不知勤俭节约。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让她苦恼，但没有教会她精于计算，更不屑于贪小便宜。也是困难时期，海外老同学知道妹妹患了急性肺炎，邮寄来成桶饼干奶粉，妈妈一一转送给正患肺结核的舅舅;漳州老邻居每来家求助，妈妈都要塞钱，最後一次，妈妈把自己的棉袄都送掉了。整个冬天，妈妈嘴唇哆嗦两手抱肩，安慰我们说不冷不冷。“文革”初期，怕被抄家，妈妈挖出最後一对钻石耳环，大清早带我们到银行门口排队。估价800元，妈妈喜形于色。撬开後却说有瑕疵，只能卖80元。妈妈的心情一落千丈，但还是打起精神到绿岛饭店，为我姐妹俩各点半份西餐，每客一元两角钱。妈妈自己要了一角五分钱的奶油冰淇淋，盛在高脚玻璃盅里，光芒四射哪。须知一根冰棒才三分钱呢。看到妹妹已经飞快吃完猪排，舔着番茄酱，妈妈对自己的挥霍有些难为情，遂把冰淇淋均成三份，我们快乐地共享。
妈妈谈不上聪明才智。有点幼稚，有点率直，明白时冰雪剔透，糊涂时简直无可救药。插队时，妈妈听信传言，与大队干部搞好关系，有利于知青安排工作。遂先缩衣节食，然後红焖一只七斤肥鸭，三指宽的鲜带鱼煎炸成段，虾干鱿鱼片等等，打成行李。请假三天，乘一天火车转半天长途汽车，步行十个小时，到上杭深山里来。她睡我的床，摸到床头有本新借的《平格尔奇遇记》，彻夜掌灯读起来。第二天中午摆酒席请客，妈妈也不下厨，饭桌上只肯心不在焉露脸十五分钟。晚上大队回请，村长、大队长轮流敲门，我们隔着门板呼叫，妈妈推说头痛坚决不开门应酬。她完全忘记此行初衷，直至在朋友给的限期里，把那本小说抢读完。
妈妈并不艰苦朴素。她常说贫穷不等于平庸，富裕不等于奢侈。工资菲薄，仍然费尽心思打扮我和妹妹。用外婆的华丽红线呢旧台布，给妹妹裁了件带穗子的喇叭裙，剩下的布头拼成小坎肩，人见人爱。妈妈还拆了她的咖啡色华达呢大衣，给我设计小外套。班级联欢学校晚会，同学都来借去做行头，演女特务。舍不得丢弃花绸内里，又镶一条围巾给我缀在外套上。但绸料年代久远，同学轻轻一拉，裂成好几条。我伤心哭着不敢回家，怕妈妈生气，所以印象深刻。妈妈花了一个晚上，动手给所有裂缝绣边，变成丝丝缕缕的飘带。总之，原来母亲的那些旧旗袍，好看的被面，窗帘布，甚至爸爸的大手帕，都一一在我们的身上开过童装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