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连好多天他未来我家，我们不放心，辗转打电话找到他。果然有了意外。他租屋独居，生活不守常规，某次深夜回去，进不了门，便攀竹篱入内，不料跨越失手，被一根竹尖狠狠戳进胁下。我们立刻赶去探伤，见他果然纱布吊臂又裹胁，状若伤兵。不过又发现他非但没有沮丧自怜，反而引以为傲，仿佛做了一次落难英雄，我们也就释然，苦笑以对了。
我和望尧尽管相交莫逆，但是来往的场景多在厦门街我家。至于他的日子平常是怎么过的，跟哥哥的关系又是如何，我们并不清楚，只觉得这位朋友向往的虽是武士气概，真正过的却是吉普赛生活。有一点却可断定：不管他写过多少情诗，当时他应该没有女友，否则总会带来我家。我存怜他浪荡无主，就把自己一女中的一位同学介绍给他。望尧约会了她几次，甚至还同去郊游，不过後来并无结果。也许那女孩并非诗人的知音，加以对方的家长一听是什么诗人，就反对他们交往下去了。不过望尧也并非毫无收获，例如《骑士的忧悒——给叶洛·芙瑛》和《乃有我铜山之崩裂》，就是事後留下的情诗：“叶洛”影射的，正是那姓黄女孩。
我和望尧深交，是在1955年至1958年那三年。1958年的夏末秋初，短短三个月里，母亲火化，珊珊降生，我自己更远赴美国：人生的三大变化接踵逼来，先是悲喜交加，而终于被寂寞领走。等到1959年秋天从美国回台，幼珊却继珊珊而来，我在师大英语系新任讲师，又忙于备课，遂无法像从前那样和望尧频密来往。望尧大概误会我在疏远他，意有不释。其实我留美一年，他先後赠诗两首：一为送别的《半球的忧郁》，一为催归的《四方城里的中国人——给光中》，都真情流露而诗艺精巧。而幼珊出生，也是他第一个飞邮去美国报喜的。如此情义，绝非泛泛。
1959年11月，我回台一年後，望尧也毅然决然，连根拔起，远徵越南而去。这一去，连他自己一定也没想到，竟是漫长的十八年，直到1977年9月才从越共统治的西贡重返台湾。其间他在西贡创业，专利经营他所研发的清洁剂而致富，生活稳定後重拾诗笔，颇为多产。不幸最後越战令他的巨富化为乌有。当时我已转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後写了两首诗给他：前一首写于他身陷乱城，题为《西贡——兼怀望尧》，後一首写于他重获自由之际，题为《赤子裸奔——迎望尧回国》。我们相互赠诗，都是远阻两岸：他赠我诗，还在偏安之局，我赠他诗，却在兵燹之世。
望尧一家能从易手後的西贡逃出来，我家也出了一份力量。我父亲久任侨委会常委，乃促成侨委会联络台湾驻泰国代表沈克勤，向越方证明望尧的户籍本在台湾。如此望尧始得先飞曼谷，再转台北。後来望尧惊完忆惊，才对我们追述，他带家人登机之後，起飞之前，深恐临时还有变故，那一刻长于千年，是怎样焚心的焦虑。
但是台北居亦大不易，望尧的化工企业已经毁于越战，他破产了，身心俱疲。三年之後他鼓起馀勇，带了全家再别台湾，去一个比越南更远而且全然陌生的异国。他去了马雅古国洪都拉斯。一举而要融入中美洲的人情地理和西班牙语的日常生活，更不提还得全神创业，压力之重当然容不得诗人吴望尧再顾缪斯。渐渐，他与台湾失去了联络。尤其到了晚年，久患的“老年视网膜退化症”更加恶化，就算把两架放大镜叠在一起，也只能勉强辨识字形，而尽管如此，稍一久读也会眼痛。至于写字，也苦于举笔维艰，所以难于和朋友通信。如此困境，当然更败坏诗兴。
这便是曾经与我友情共鸣诗兴相通的杰出诗人吴望尧。在交会时他曾经与我如此地亲近，而错过後却又与我如此地疏远。他是蓝星星座漂泊得最远的一刹流星。金属疲劳的肉身啊终于埋骨在马雅的青山，曾经歌哭于斯焕发于斯的福岛，再也回不了了，而用诗句牵过系过缠过的神州，更无缘再践。但是他的魂魄，他那无所不入、入而无所不透的想象力，曾经兼探东方与西方，贯穿美学与科学，并且用敏感的触角伸向未来，则将长久驰骋于他的诗篇。可憾者他的诗名今已不彰，连张默主编的《新诗三百首》也吝于为他留一页半页。我相信，吴望尧留给现代诗史的丰美遗产，仍有待耐心的史家、论者仔细清点。棺虽已盖，论犹待定，诗友学朋们，看一看後视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