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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吴望尧晚年多病，几近失明。很久没有通讯，只知他远在中美洲，等到他客终他乡的噩耗辗转传来，虽为新闻，却已非近事了。我的难过就像隐隐的内伤，难以指认确在何处;尽管疼痛没有焦点，却牵连到半个世纪的回忆。
故事虽已结束，但怎么开始的，竟记不起了。只记得1954年蓝星诗社成立之初，创社的五位诗人并不包括望尧，所以他的出现当在蓉子之後，而稍早于黄用。等到我在1956年9月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是来厦门街按我家门铃最频的常客，远较夏菁、黄用为频，更不提创世纪那些豪杰了。
我这一生从未入党，对于组社结派也无兴趣。当年参加共组蓝星，是因为钟鼎文、覃子豪两位前辈忘年枉顾，联袂相邀，令我有些受宠若惊。但他们毕竟长我十五六岁，可以结成文友，却不便腻成诗弟诗兄。真正常泡在一起高谈阔论、褒贬人物的，是四个人：其中夏菁长我三岁，望尧和黄用各小我四岁到八岁，可以算是同辈。黄用年纪最轻，反而知性最强，善于理论分析，评人最苛，来我家最大的兴趣在坐而论道，而对世事的繁复不太关心。夏菁年纪最长，性情最宽厚，即使论到“文敌”，也只轻描淡写，谈笑用兵，从未见他剑拔弩张。他另有人世的一面，不会只顾跟我谈诗而冷落了我的家人，疏忽了我的新娘，可说是理想的客人。望尧在谈诗之外，更乐于融入我的家庭，跟我们夫妻玩在一起。他在台湾似乎没有家庭，可以确定的是只有一个哥哥，叫吴望汲，乃“国大代表”之类。我们很少追问他的身家，只知道他曾在淡江英专肄业，而他也很少自述家世。
无羁无绊，这么一个单身汉，又是任侠善感的性情中人，喜欢常来我家，而且不一定唯诗可谈，所以很自然就成了玩伴，不但点子多多，而且往往夜深才散。望尧的诗有其阳刚雄奇的一面，与我同一类型的风格可以呼应。两人有不少同好，从观星到闹鬼到欣赏古典音乐，我们都能共享;吾妻我存也纵而容之，顾而乐之，参而加之，留下了不少同乐的回忆。
当时台北的夜空，大气尚未污染，光害也还不剧，星象有时历历可观。我们不一定要去开旷的河堤上才能观星，就算厦门街的巷子里，也可以在冬夜仰望猎户星座，像天启神谕一般，那么壮阔而璀璨，堂堂自东南方升起。望尧总是兴致勃勃，一手电筒，一手星图，不断俯仰参照，求识天颜，神游乎光年之外。两个星迷就这么夜复一夜，共游于宇宙之大，光程之远，忘情于天文学与神话之虚实绸缪。那段时间，我们写太空幻境的诗因此也就不少。1957年8月，我的《羿射九日》一诗在《中央副刊》发表，有“拉开乌号的神弓，搭一枝棋卫的劲矢”之句。望尧当天从南部赶回台北，特别为之买了一把黑漆的长弓来送我，令我深感知己的知音。
另一同好便是鬼神的灵异世界。我们常在夜深述说或编造鬼故事来互相惊吓。有时会忽然关掉电灯，用电筒由下照上，露出明暗易位的一脸狰狞。我们夫妻本来不看日本电影，却在望尧的劝诱之下去看了《四谷怪谭》、《独立愚联队》，当然还有《宫本武藏》。有一次我们上街，望尧昂昂然独步于前，我走中间，我存则落单拖在最後。事後我存抗议，望尧却说：“日本片里的武士都是这样的。”
望尧酷嗜古典音乐，入迷之深胜过我们夫妻，尤其听到高潮入神，总会情不自己，做出打拍子应节的手势，一面闭目忘我，随着曲调陶然地哼哼唧唧。受到他的感染，我们更加兴奋。他的记性很好，即使不听乐曲，也会大段哼出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或是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我则不甘示弱，也会哼出林姆斯基·科萨柯夫的《天方夜谭》来较量。
望尧乃浙江东阳人，该是初唐诗人骆宾王的同乡。当年蓝星这“四人帮”的少年游，正醉心于西方的缪斯，并未认真追究彼此的籍贯。其实夏菁与望尧都是浙江人，我和黄用都是闽南人，原则上均为南方人，也许可以另组闽浙诗派了。四人之中，黄用最高，依次递降是夏菁、望尧和我。望尧剪小平头，额宽颔窄，嘴比较小，闭紧时爱鼓起下唇。脸色经常灰沉，两颊有些瘦削，皮肤较粗如橘面。发声近于男中低音，鼻音与喉音较浓。他的表情以阴郁为基调，但在兴头上也会意气风发，一时豪放，浪漫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