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词语的幻觉……”这是兰波(一八五四—一八九一)在《地狱一季》里说过的话。数年以前，当我在阅读中遭遇这句话时，内心便触电般一震，感觉这是神授的沟通：在阅读的一刻，我和兰波的手，越过百年时光，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只是我不愿意声张，尤其是无辜的兰波被作为某种标签，在某些文学时尚人士嘴边经常出没时，我更是自缄己口。我只冷冷地旁观。现在，兰波终于不那么热了，我偏执地觉得，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谈及这个名字，谈及这个人，才算不失尊重，才能避免那种为光耀脸面而一拥而前的对于先贤的亵渎。“幻觉”，这是兰波诗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这既是他的创作原则———其诗歌生涯的终结之作《灵光集》是“幻觉”原则的天才实践，又是他进行诗学评判的可称为是唯一的标准。兰波自诉：“我认为应该成为幻觉者，使自己具有幻觉的本领”;“我千方百计地使自己成为幻觉者”。他以此标准评判着周围的重要诗人：拉马丁(一七九○—一八六九)“有时是幻觉者，但却被古老的形式捆死了”;雨果(一八○二—一八八五)“过于固执，但在他的晚年的著作里仍然表现出幻觉的才能……《晨星》一诗差不多可以说明雨果在幻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波德莱尔(一八二一—一八六七)“是第一流的幻觉者，诗人之王，真正的上帝”(以上引文均见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五日兰波致保尔·德梅尼信)。“幻觉”，因为这个概念，我确信，自己遇到了百年前的一位异国同志。
脑中的“幻觉”用文字呈现于纸上，便是“幻象”。在祖国(汉语)文学的悠久历史中，幻觉(幻象)写作有着更为深厚的传统。“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屈原《九歌·东君》);“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李贺《梦天》);“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前赤壁赋》)……这个斑斓、秘密的传统，给予着我一份也许他人并不需要的尽情滋养。
我个人认为，幻觉(幻象)写作是文学领域一个相当高级的形式。狭义的幻觉(幻象)，是指客观现实中看不到的图景，这种写作，较之呆板的现实主义，可以更加接近于对象的本质真实和精神生命。广义地讲，用文字形诸纸上的一切内容，其实都是幻觉(幻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言的幻觉(幻象)———狭义意义上的，并非是关在房间内凌空蹈虚的瞎想而成，而是由写作者置身于间、歌哭于间的大地生长而出!写作者与大地，涉及这个话题，我想说一下我现阶段写作中的一个概念：“文学南方”。
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不代表它的名字所隐含的地理习惯;它是我的家园，是熟悉的邻人，还有与他们在一起的，我对于爱、痛苦和忧愁的体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一九二三年版序)同样，在此我要说明，“南方”只是我的一个私人概念、文学概念，它与我的生存、生命、血液、情感和思想紧密联系，与严格的地理学命名则无关。如果一定要指出我的“文学南方”的地域范围，那么可以这样说，我所出生的那个充满烧窑火焰和茂盛农作物的“烟火乡镇”是它的核心，扩展开去，它的疆域包括广阔、灵美的吴越楚诸地。我追寻、说出并倾心热爱的，是这片土地上人所少知但确实存在的另一种美，南方的异美———激烈、灵异、博邃、深情。如下具体元素构成我的“文学南方”的幻觉(幻象)王国：充沛雪白的河流、大海、灵幻茁壮的植物、吹可断发的青铜剑器、烫血、星辰和大地的神话、强大而高蹈的灵魂、无穷无尽的想象力、火焰和泥土的手工艺、夜晚旺盛生长的汉字诗篇……在这个王国里，我拥有我私认的连绵文学师长：屈原、庄子(尽管他出生于秦岭—淮河这条南北地理分界线以北，但我愿意奉他为我的南方文学的前辈)、李白、苏东坡、李贽、徐渭、黄仲则、龚自珍、鲁迅、毛泽东、沈从文、废名……———从他们身上，我索要并正在获得我个人所需要的启示、灵感和朝前走的方向。
幻觉(幻象)写作和“文学南方”，即为我目前正在实践的大致内容。我只能说是“目前”，因为，未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属未知———生活和写作，也因此充满了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