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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飘逝的灵魂

时间:2026-03-08    来源:馨文居    作者:馨文居  阅读:

  向深入人世并最终获得自我的灵魂致敬!

  肖像:川端康成

  这是一张饱经了内心沧桑的脸。岁月与情感的风暴已经沉潜,向后梳着、松松蓬起的零乱白发,像深秋经霜的衰草,吐露生命和思想的某种疲惫。面部皮肤与骨头之间那层血润的青春饱满,已被时间深深消蚀。嘴唇瘪了。额间、眉侧、眼下、颊上、嘴角,稀疏却满布了属于老人的大小斑点。三分之一的头颅、脸颊和颈项沉陷在暗色内,灰蓝低调中的暮年川端,像一位平和又淡淡哀伤的日本老妇。只有“九贯多一点”(一贯合3.75公斤)的川端是羸瘦的,但他依然清亮,甚至“童真”的眼睛,似含静静的千钧之气,镇定了他轻弱的物质躯体。风吹不动川端。川端的文字,留在我脑海中的直观意象是:洁净瓷器。瓷器之上描画精致繁复却又纤尘不染的映花。鹤。寂静而丰腴的夜雪。还有就是:刀。细致、精美的古典之刀、东方之刀。锋刃的宁寂毫光映出手纹。但她宁寂中的片刻凌厉,是如此暴烈。灼血溅射白绫,一幅锐痛、清洁、绝艳的樱花图卷。“探求日本的美”,我惊异于这个岛国的艺术家对于自己民族、祖国之美的那种执着近乎赴死的热爱和钻研。川端康成如此,东山魁夷、德富芦花、三岛由纪夫,都是如此。日本的东方之美,深含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子却又独特地“异”了,融合成了“日本”。调子是阴柔的(不知是否跟日本文学由紫式部与清少纳言这两位女性开创有关?),但阴柔的面饰之下隐含杀机;内向的表征之内,充满着被压抑的惨烈。菊与刀,准确而又本质的概括。不过锋利的刀,总被丝绸一样脆弱、凄美的含露鲜花掩盖。“自己的骨头被日本故乡的秋雨浸湿”,“我的作品里也蕴藏着一种对清晨或傍晚千只鹤在空中起舞的情景的向往”,川端总是这样静静地说。

  (川端康成,一八九九—一九七二,日本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照片见《川端康成文集·独影自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第一版。)

  肖像: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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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士、叛逆、不屈者、无畏者———这是初次见到波德莱尔,用铅笔在他照片旁边写下的四个词。波德莱尔很“凶”,微侧着头,眼睛与鼻子组成的三角区深陷于脸部,一绺头发不羁地搭在已然荒凉的颅顶前部。他死劲地忍着,但满腔满腹的敌视与仇恨之火,仍从他那紧锁着的眉间与眼中喷出。他所敌视并欲撕裂的,是所有的伦理、习俗、规矩,是十九世纪在以巴黎为代表的城市中已经显示出来的人类之“恶”。对于蔑视的事物,他从不逃避,只是迎上。这是另一类诗人,他所要求于诗篇的,不是心灵的平和与精神的栖所,而仅仅只是宣泄。敌视与仇恨之火的宣泄。不然,腾溢并不断涌现的火会烧痛他的———但是,这火最终还是过早地烧毁了他。“生活在邪恶中而热爱着善良”(高尔基语),波德莱尔在肉欲、酒精和巴黎昏暗的灯红酒绿中搏斗一生,他以极度的世俗沉陷的姿态,表达着他孤独的清醒和不屈的反抗。“我觉得,从恶中提出美,对我乃是愉快的事情。”波德莱尔的清醒和反抗,由他那些“仿佛星辰”(雨果语)的诗篇,一一得到了证明。

  (波德莱尔,一八二一—一八六七,法国诗人。照片见《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肖像:弘一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我所看见的,是一九四二年农历九月初四大师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后的照片。简易搁成的单人木板床,床前砖地上空空置放着一双芒鞋———环境朴素得惊人。单人木板床上,大师右胁侧卧,双腿微曲相叠,左手自然置于腹前,右手曲肘被枕在右侧脸颊之下,一派谐和、安详之态。我特别注意到圆寂后大师的脸部,恬静、圆润,有一层神性的光晕。大师双目阖闭,嘴唇饱满,如正处于一个妙美的悟境之中。我吃惊于大师对于自身世俗躯体结束之时的准确预感。一九四二年农历九月初四那天,大师首先委请随侍身边的妙莲法师将预立遗嘱寄刘质平,接着又委托妙莲向夏丏尊、刘质平、性愿法师分寄预先书写的诀别信,即文首所录二偈。请注意“预先书写”四字,因为在二偈之上,大师写有一言:“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谢世……”果然,当晚八时,在妙莲法师的助念声中,大师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安详圆寂。我醒悟,俗人眼里具霄壤之别的生与死,实则并无阻隔。于大师的圆寂之照,我对深邃、广大的未知事物,有了更深一层的敬畏。

  (弘一大师,一八八○—一九四二,俗名李叔同,浙人。艺术家,律宗第十一代世祖。照片见《弘一大师文集·讲演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肖像:布罗茨基

  “她之所以继续写作,因为诗歌吸收了死亡,还因为她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内疚。”“她在努力应付一种无意义的生活,它的意义遭到突然毁灭而因此变得空虚。”“此外,同死者交谈是防止话语滑为嚎叫的唯一途径。”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中对阿赫玛托娃的深刻理解,使我激动地认定:我懂得并且应该尊敬布罗茨基。尤其是最后那句话,节制着的巨大悲伤让人惊心动魄。理解源自相类的感受。布罗茨基同样“历经苦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词中语):十五岁退学浪迹社会。烧炉。运尸。地质探测。以“寄生虫”罪名遭受审判。入狱。国内流放。流亡异土。如斯坎坷的生存遭际不知是否有利于我们感受他的内心精神和外在面貌?在自传体散文《小于一》中,布罗茨基为我们描述过战后列宁格勒(他更喜欢称之为“彼得”)的一幅肖像:“这张脸瘦削、冷峻,深深凹陷的窗眼反射着涅瓦河面那看不见的波光。”我觉得,列宁格勒城的这幅肖像,正好可以用之于布罗茨基本人。因为,这个人和饱经摧残却依然雄伟的这座城市一样,都有着深深的“战后”痕迹。人事和写作生涯的风霜已经磨去他脸上的热情,取而代之的,是漠然和冷峻———应该加定语“坚定”、“孤傲”的漠然和冷峻。流亡美国后,照片上的这个人对于语言的自觉给人以突出印象。虽然他已经能用英语写作,但对于哺育了他的母语———俄语,始终一往情深。“俄语可能是寓居灵魂的最佳场所:它的词形变化异常丰富灵活。名词可以极方便地置于句末,这个名词(或形容词或动词)的词尾又依据性、数、格的不同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使描述的任何事物获得立体摄影的观察效果,(有时)还能使人的观察更敏锐更全面。”(《文明之子》)语言成了布罗茨基的信仰,但此信仰不等同于膜拜,而是拆解、搏斗、创新,努力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语言是布罗茨基所依赖的“毒品和烈酒”。他甚至认为诗人只是语言的“工具”,“诗人,我再重复一遍,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工具。”(布罗茨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瑞典祝贺诺贝尔奖颁发集会上的讲演)无论表情是如何的漠然和冷峻,我深知,这个疏发微霜的中年人的内心依然烫人。“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更难战胜”。(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写着诗歌,“过自己生活”的布罗茨基,就是这样一个很难战胜的人。

  (布罗茨基,一九四○—一九九六,美籍俄人,诗人,一九八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照片见《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漓江出版社出版。)

  肖像:海子

  这是我目前见你的唯一照片。唯一。是节制的、茫茫人世里的一次闪现。你不属于人世。长江边农民的瘦小儿子,中国麦地的露水灵魂,你诞生,给人类喷吐完血肉的诗篇,然后离开。你是中国麦地的诗歌之神。多么年轻而朴素的眼睛。你完成了使命,因此,你的唯一照片,你在茫茫人世里的唯一闪现,也呈现了飞翔的姿势。飞翔,并且离开。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摊开,双臂尽量尽量地伸展着。手臂的翅膀之上,是一颗黑发蓬乱的青春头颅。背景深邃、广大而神秘,是太阳和血的颜色。在太阳和血的颜色里,你飞翔,并且离开。我还注意到你物质的衣衫。廉价的“西服”因双臂的伸展而敞开着,里面穿的是地摊上常见的那种化学织物的薄毛衣(有限的工资都寄到贫瘠乡村的老家去了),蓝色与白色,箭纹或水纹。“物质的短暂情人”———也许,这些就是你有关“物质”的唯一(又是“唯一”)凭据。

  (海子,一九六四—一九八九,中国诗人。照片见《土地》,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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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像:沈从文

  在黄永玉记述他表叔沈从文的文字中(《太阳下的风景》),有一段情景让我如此真实地感受到了“沧桑”。晚年的沈从文家中,经常有一些老人来访。如朱光潜,如李健吾,如曹禺、卞之琳。“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黄永玉接着补充道,其时“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敛羽”,多么感性又令人感伤的一个词。在此,我愿意使用电影蒙太奇手法,使时光与场景首先回到20世纪初的“《楚辞》发生地”、地图册上这样介绍的一个地方:“著名土特产有湘绣、夏布、瓷器、白沙液、君山银针、玉兰片、花炮等”。其时其地,这个缺了牙嚼蛋糕的老人是个野孩子,逃学、游荡,在美丽的溪滩上看兵士用明晃晃的大刀砍人头颅。然后是三十年代,一个已在繁华都市初试锋芒的文学青年这样桀傲不驯地宣布着他的文学态度:“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不特读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何一种批评和意见,目前似乎也都不需要。”“我至少还应当保留这种孤立态度十年。”(一九三六年《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独断并且拒绝———我强烈赞同着沈从文的这个观点。……然后,然后就是沧桑历尽的晚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是杜甫的少年与晚年———我凝视着沈从文先生晚年的照片,雪发、圆润、微笑,衬衫的领子翻在灰毛衣的外面,像一位我从来就没有陌生过的慈祥老妇。

  (沈从文,一九○二—一九八八,中国作家。照片见《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肖像: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

  依然“雍容华贵”(科·楚科夫斯基语),却已是一座破碎的雕像。“她有着惊人的美貌。身长五英尺十一英寸,乌黑秀发,白皙的皮肤,雪豹似的浅灰蓝色的眼睛,身材苗条,体态令人难以置信地柔软轻盈。”(约瑟夫·布罗茨基语)———这雕像往昔的身影,已经只能从风蚀的碎片间去寻觅和追寻。

  他还是那张典型的长脸。忧郁、深沉,像孤独的马一般不愿诉说的狭长瘦脸。他侧着身子将头转过来,脸上,写满了他所经历过的生活的全部秘密。

  饥饿与战争。丧失亲人。似乎没有止尽的政治迫害。写作时身心两方面极度的消耗。情感煎熬。极端的疲惫。———太多苦难之后,是平静、不屈、麻木和深刻的蔑视。眼神与表情是承受的器皿,岁月的刻读尽在其上。

  一九四六年,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某处房间内的合影,以其复杂的内蕴,震撼着我的心灵。

  (阿赫玛托娃,一八八九—一九六六,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一八九○—一九六○,俄罗斯诗人。照片见《万象》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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