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而多须，浸淫及颧准”，作为南方人中少见的大胡子，十七世纪出生于太湖西岸的陈维崧(一六二五—一六八二)，是自七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历史中唐宋一脉伟大传统的辉煌结束者。任何一种文学潮流，就哲学意义而言，都有其内在性的发生、发展、高潮、结束的要求。灿烂的唐宋诗词，经历千年的星斗漫射，到有清一代，产生了结束要求。不过，唐宋文脉的最后结束，并不是日甚一日的式微，而是一种突兀新起的“振响”。这种“振响”，仅从唐、清两朝诗人数量的比较上就可略见一斑：搜罗齐备的《全唐诗》(清人彭定求等十人编)，收诗人二千二百多人;而今人钱仲联主持编撰的《清诗纪事》，则收清代诗人六千余家，是《全唐诗》的整整三倍!作为结束“振响”的领唱者，历史选择了说吴地方言的宜兴人陈维崧。早慧、中年穷愁浪游、生命的最后三年成为《明史》修纂员的陈维崧，像一柱不可遏制的愤怒的文学喷泉，在其五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除却诗、文，仅词一项，现存就有一千九百多首!“自唐、宋、元、明以来，从事倚声者，未有如吾伯兄之富且工也。”(陈宗石《湖海楼词序》)———以此，陈维崧成为中国词史上创作最丰富的作家!以唐宋文脉的“句号”角色，陈维崧凭其举重若轻的如椽之笔，仿佛汇纳百川的大海，首先一个人就“再现”了这一漫衍千年的光辉文学历史：无论李(白)杜(甫)的飞扬沉郁，苏(东坡)辛(稼轩)的豪爽雄健，抑或是秦(观)柳(永)的晓风残月，在他笔下，都得到富有生命感的逼真呈现。陈维崧所涉题材之广，也达到了“中国古代没有一个词人的作品能与之相比拟”(梁鉴江《陈维崧词选注》前言)的境界。“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甚至里语巷谈，一经点化，居然典雅”(陈宗石《湖海楼词序》)。陈维崧运用闪光的汉语晶石，重新在人们眼前堆砌出一座座类型各异，昔日存在而彼时已经湮没的耀眼文学宝塔。他像汉语汪洋里的一头巨鲸，驰骋、扬波、喷洒，一个人，为一个时代举行了告别演出。———到陈维崧，中国文学中伟大唐宋时代的帷幕缓缓落下。之后，同一地域的黄景仁是优秀余绪(“百无一用是书生”，“为谁风露立中宵”);接下来的龚自珍，已提出“更法”、“改图”;到黄遵宪，更是喊出了一种革命性的文学追求：“我手写吾口”，笔墨应着重于“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终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的中国传统，迎来了她崭新的新诗阶段。胡适、周作人、郭沫若，这是新一代的南方开拓者。陈维崧《湖海楼诗文词全集》里曾经热烫的汉字，在今天已渐渐散失它们的温度。“忆看京江江万里，烂若银盘，倒插金山寺”;“我在京华沦落久，恨吴盐，只点离人发”……静夜，诵读这些句子，我看见的，是前朝乡贤，也是幽凉的汉语的面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