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没有胆量向世人贡献自己艺术上全力以赴的发明，枉为人生。”
“显然，一个艺术生命，担负着改变文学面貌的全部意识。”
———高崎
他在大海的乡间埋头阅读、写作、著书。笔和纸的近旁，是属于他的、浩瀚的东海：
巨大的蓝色以后，还是
巨大的
发蓝
灵溪，位于浙闽交界之地，是被东海“比世界还粗壮”的波涛的阴影所遮布的一个偏僻乡镇。一位诗人居住于此。在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散发鱼腥和夜晚台风气息的这座乡镇，这位诗人，面对，或背向着大海，无论昼夜，沉思，然后疾书。
我认识这位年逼六旬却内蕴年轻激情的诗人。他瘦韧的身体，混合着南方和海洋的气质。背微驼，大而深陷的双目，注视你时炯炯有神;他特别形容他自己岩雕般的鼻子：“像布达拉的宫墙那么雄伟，并且不可让别人超越和布道。”
他就是高崎。
在他个人诗集《顶点》的扉页，有这样的简介：“高崎，现代诗人，作家。生于浙江南部。毕业于浙江大学。自觉深入大自然腹部达十八年，致力于文学探索与写作。”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诗歌史)中极其罕见的人物!仅仅是为了文学，便不顾一切，主动脱离(请注意：是“主动”!)个人生活优裕的城市环境，像苦行僧般地，避居于隐闻大海澎湃涛声的“大自然腹部”。而且，这一避，就是整整十八年!
一九四五年出生的高崎，五岁读书，十七岁考取浙江大学。大学期间，读的是化工专业，但他的爱好远远超越了专业。他擅长书法、绘画，并且拉得一手好二胡。不仅如此，他还是当时浙大“鼓角诗社”的社长(初中时即对文学发生强烈兴趣)。讲起高崎，那时是校园内闻名的“神童”和“才华横溢”者。
浙大毕业之后，因为专业，所以他做的是跟文学毫无关联的工作。身居城市，烦躁、难耐、寂寞，就像想象中热烫的大海夜夜击醒他的身体一样，高崎体内潜伏的文学之神，一遍遍对他发出不可遏止的激情召唤。一九七八年，三十四岁的高崎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为了文学，他必须放弃，离开。
离开之前的高崎，在浙江省温州市某办公室任职，专门负责乡村水泥、木材等紧俏建材商品的调配———这可是一个炙手可热、人人眼红的位置。但是，义无反顾的高崎，在旁人一片惊愕的眼神里，他以一个借口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灵溪，并且是在比灵溪更偏僻的海滨乡村苏家堡(生活六年)、樟浦村(生活十二年)，安下了一个人的文学之窝。
“到条件极差的乡间扎根十八年，不仅是为了脱俗，且是专注。……我在乡间极其独立的写作状态中，一边面对沿海飓风下破败居所晃动的恐慌，一边面对的是世界上真正诗歌的奢侈的浸礼。”在大海的乡间，他发愤苦读，涉猎极广;同时，写作不止，用“灵溪街157号”这个他亲属家的地址，向外投稿，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位记者记录过他的乡间生活的若干断面：
“他的寓所谁见到都会异常感慨：巨大的劣质墙壁既隐藏着蚂蚁，又隐藏着蝙蝠与蟑螂。他与邻居的村民兄弟亲如手足。他在阿莱桑德雷式的艰难位置，仍然为他的乡亲父老和朋友解难，办了种种不予启齿的好事。他租住着他们从不索租的房子。附近竹林粗大又茂盛，还时常贯穿着蛇和它的蜕变的皮囊，甚至，这些盲目的家伙还三次光顾他的寓室。”
“在一九九四年十七号台风到来的那个漫长之夜，残暴的飓风逼使他的房子晃荡不安———这是有家史以来的第一次。雨是到处在打击。他一边提防着屋顶的塌落，一边在烛光下(被逼停电)仍然工作着。外面的大樟树已经噗噗地折断。氛围很紧张。旁边的瓦片猛地骤然碎落。他誊好的作品也终于被大量的雨水打烂了———因为这个夜晚负伤的房子，没有任何干燥可言了———连蟑螂的酱红的背部也湿淋淋的，升起了蒸汽。”
他是孤独的。但他骄傲于这种地理和人事上的孤独。他强烈赞赏俄国作家享利·特洛亚的一句话：“对于一个艺术家，没有比把自己限定在任何一种学派的体系中更可怕了。”他热爱“边缘地带作家”这个身份，甚至以远离所谓的文化中心作为他的“地利”，他“忠贞”地进行着他野心磅礴的写作。
高崎有着清醒的自身意识：
在无边宗教的天空下
孤立
我就是开始
我就是任何方位的边缘
他无尽地开掘他自己，因为他深信：“只有自己，并且不断扩展自己所呈现的任性大胆、以及才华，才是独异与独到的。”
一九九六年告别乡村之后，高崎定居僻远的故乡灵溪，他依然拒绝城市。
我和高崎曾经共同参加过某两次“名家云集”的文学研讨会。在会上，这个海洋和山地的儿子沉默或言说，他所显示出的一个真正诗人的必要的尊严(长期的艺术修炼所赐予)，及其文本所呈现的艺术内质，令我暗中更生感佩。我还认为他是我从文学研讨会上“唯一发现”到的人物。
尽管，长年乡村生活的“雨滴、黑暗已腐蚀了他的笑容”，但他仍然矜持地微笑，他拥有着足够的艺术自信，这种自信，就像大海汹涌排空的浪涌荡人心魄：
“我不想以粗糙的赝品诓世，因为中国于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文本无多，我只想以艺术的极致，铸就自己献身于汉语文本的一个结体。我已经再接再厉。”
“总之，个人是可以具备唤醒真正的诗巨大沉睡的力量的。”
更重要的是，他在远方，与我们隔离。在遥远的僻地，高崎显示着他孤傲的“大”，这种人所难有的“大”，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
我怀抱远东
和它的
吐纳
或如：
我需要耳部的飞翔
从高空俯视
汹涌的
人生
死、梦和欲望、权
“苦涩，浑浊，奔放或痛苦”，是高崎的诗篇，也是他的自况。诗歌中的高崎，是一头无法控制其激情的、近乎狂热的汉语之兽、大海之兽。像“光穿透着暴雨、奔驰和炎热”，他献身于诗的激情和狂热，有着奔驰的速度!高崎的可贵在于，在历经数十年的阅读、思索和艰辛写作之后，在他的笔下，终于酿成并获得了一种只属于他的，新鲜、有力的汉语状态。
从他迄今为止写成的二千余首诗中(创作量惊人!)，我惊奇又感动地发现了蓝色，显示民间品格的、大海的朴野蓝色。这是高崎诗歌的共同底色。这种蓝，并不仅仅由海水或颜料染成，它的成分，包括着礁岩、风暴、晚霞、苦雨、粗砺的严寒、恶劣的生存、灵魂的狂想和呼啸，以及，一个人最后的血和生命!
这种蓝，暗含着深刻的精神，正如诗人自己早已寓示的那样：
壮烈的蓝色荒凉!
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卑微的反抗者
从语言学角度看，一切谋求创新的写作者都只是卑微的反抗者。文学创新，无外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暂且不管，在此单说形式。罗兰·巴特讲过两个概念：“语言”和“言语”。“语言”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而“言语”则属于个人，它是私有财产。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人们生活在同一语言规则的天空下，他们都是语言逃脱不了的臣民。属于个人的“言语”似乎可以由你尽情地胡言乱语，进行言语的“狂欢”———这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一旦你想走出家门与他人沟通，你的“言语”就必须符合“语言”规则，否则，一味自由、坚持胡言的话，便丧失交流。因此，“言语”实际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人的个人“言语”只是社会“语言”———看不见的语言也在削平人的个性。写作者，就是那些努力使自己的“言语”存在的人。但是，对于“语言”的这种反抗是卑微的，写作者的“言语”本质上仍须符合“语言”规则，否则也会丧失交流。比如，“我在吃饭”这句话，写作者欲创新，他也许存在如许“言语”自由：“饭我在吃”、“吃饭，我在”、“在吃我饭”、“我饭在吃”。但他同样没有这种自由：“吃在我饭”、“吃我饭在”、“在饭吃我”。突破“语言”规则的纯个人“言语”，历尽孤独嘲讽最后被社会承认，也成为“语言”———拥有这种“言语”的人是写作上的杰出者。我的一位写小说的朋友说，海明威获得过这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