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独自成俑·梁小斌笔记一九八六—一九九○》
《独自成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一年一月第一版)是一部饱含底层生活者的屈辱、思考和顽强抵抗的心血之书。梁小斌在这本书之外的某段文字，曾让我极度震痛和认同：“早些年，常为谋生骑着单车披着雨衣，汇集于黄昏下那向着城西的绵长的车流。寒风凛冽，手握刹把的那么一种坚忍，任凭雨水模糊了镜片，仍不会走错下班回家的路。这个时候，偶遇骑车者不慎在前方摔倒，所有骑车者均毫无惊叹地沉默向前———这是人性最黑暗的时候。”(梁小斌序叶匡政诗集《城市书》：《城市贫困化精神生活的骄儿》)———艰难时世，遭际，对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景象罕见的认识深度，由一刻不愿控制的“沉浸”般的倾诉，无不淋漓尽致地得到呈现。《独自成俑》的精神底子正是此色，但它成书的叙述方式却异于这种“沉浸”式的倾诉，而始终保持在节制、冷静、思索式的节奏里。在书中，作为书写者的梁小斌，总是努力从生活者的梁小斌的肉体中脱离开来———“与世界保持距离是我的美梦”，进而对这个生活的沉浮者所遭遇的种种现实和心理细节，进行“饶有兴致”的个案分析，于是，“寒风凛冽……的那么一种坚忍”，个人真实经历过的底层的辛酸疼痛，全被书写者的梁小斌推远而似乎显得平静，这种“陌生化”距离的造成，致使《独自成俑》获得巨大的内在张力。
对于现实，梁小斌有着惊人的“逼视”勇气。越是人性中倾向于遮蔽、回避的对象，他越是将其凸现、剖开，条分缕析。譬如对待京西宾馆的红地毯：“红色地毯铺向远方，然后陡然拐弯，通向电梯。按说我应像走田埂似的，斜插过去，但我偏不，我顺着红地毯铺就的垂直路线，拐了一个大大的弯后到达电梯门口……与我结伴而行的作家，初出茅庐的成功者，都装作漫不经心地走着。实际上我们都是构思者。”梁小斌“逼视”自己时的冷静近乎残忍，他正是想通过这种近乎残忍的冷静，来最大限度地逼近我们所置身其间的生活的真实。构成此书的许多断篇残简式的作品，总是极大地超越言说本身，具象的言说背后，隐藏有深刻、抽象的社会哲学。如《第六十四条》：“我以为街上行人与我一样都没带雨伞，天忽然下雨，大街上忽然出现了很多雨伞。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带伞。”又如：“连劳动工具都要抢———你如果动作慢了，你抽出来的只是一把钝的锄头。那时人们抢着劳动。”(《专制时代的劳动美学》)———你可以认为它们是客观记录，也可以认为是隐喻，不动声色的文字具有极强的发散性和扩张性，尖锐处，甚至考验着当代意识形态的承受能力。
《独自成俑》所展示的纯正中国的说话方式，又一次让人坚信：无论受到何种戕害，汉语的健康成长毕竟一以贯之。确实，现代汉语的成长史是一部命运艰难的历史，众多古典和西方的消化不良者，不断对它进行施暴，以至于语言的肌体伤痕累累。但是，凭借一代又一代建设者们锲而不舍的努力，现代汉语同样在不断获得着抵御戕害的强大生命活力。梁小斌的语言质朴、简劲，不夸饰，不做作，有一种冷峻的、近于口语的揶揄风格。书中，由汉语本身奇异唤起的生理性的阅读快意让我们享受并且惊叹：“从房檐下穿过，冲进这扇门，我疾走冲刺，我想躲过那一串雨滴。但就像我在迎接这串雨水那样，我站到房檐下的瞬间，那一串雨水正好滴进我的脖子。竭尽全力地躲避就像竭尽全力地迎接”。(《信仰》)或者是，“一根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请帮个忙，不是踢板凳，而是把我脚下的大地一脚踢开。这样，就是绳索断了，我也不会落到大地上。”(《愿望》)《独自成俑》杂置了寓言、童话、叙事小品、反讽、警句、体制内语言的故意套用、格言、断句、哲学笔记、诗歌残篇、日记等种种叙述手段，这些我以为的“南方性特征”，显示了梁小斌举重若轻的写作智慧和写作自信，由此带来的整部书的独特、不合规范、难以界定，恰好预示了汉语文学多方向发展的新的可能。
梁小斌自1984年被合肥制药厂除名后，“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他的生活“极为艰辛与寂寞”。《独自成俑》是他在屈辱、辛酸的底层生活中收获的思想之一果(这位朦胧诗时代的代表诗人尚有一百多万字的笔记体手稿尘封家中)。梁小斌无意于记史，他所言说的，好像都是“十米以内的事”，但通过《独自成俑》，诗人又确确实实说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真实中国。历史从来就有两种，一种是冷漠干瘪的经院历史，一种为满沾时代血丝和个体生命疼痛的民间历史。携带着《独自成俑》的梁小斌，客观上，成为了伟大民间记史者中的承继一环。
卡夫卡曾经默念：“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卡夫卡日记)我知道，生活在底层的梁小斌自己并不在乎是否“获救”，他唯一承认的，只是个人无法也不愿更改的宿命：“永远是在有痛觉的状态下活着”(《疼痛》)，并且，用笔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