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一段时间，汉译纳博科夫有点热闹。
伊朗学者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朱孟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由于触及政治民主化和精神自由化的议题，网上多有反响和推介，被称之为“公民阅读”，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已经美国化的伊朗女学者的这本著作，没有加入女权主义日益保守的同盟，而是揭示纳博科夫如何成为黑色面纱背后的禁忌，从而聚焦于看似难以破解的母国政治文化坚冰。——这也许是《洛丽塔》的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吧?
纳博科夫遗作《劳拉的原型》(谭慧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也翻译出版了。由于作者生前对此书不满意，遗稿被锁进瑞士银行保险柜;纳博科夫之子德米特里声称与亡父进行哈姆雷特式的沟通，终获同意出版此书。以上两本书都是带有话题性的。
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上、下)(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其《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同一系列出品，属于新近引入的大部头学术专著。还有去年年底出版的《尼古拉·果戈理》(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是纳博科夫用英语撰写的果戈理传记，一本或许会让人觉得有点古怪的小书;果戈理和纳博科夫的读者，也许早就翘首以盼，说来也还不算来得太晚。
这里要谈论的是这本中译总共203页的果戈理评传。跟博伊德写纳博科夫的传记相比，纳博科夫写果戈理的传记真是太短了些。薄薄一册小书，供在先贤祭坛上，虽说未必凑得成什么热闹，多少也让人有些好奇。果戈理生前死后已被谈论得太多，而一向出语惊人的纳博科夫，他会如何看待这位母国文坛泰斗?
《尼古拉·果戈理》作于1942年，初名《镜中的果戈理》，1944年出版时改为现在的书名。这是一本写得很精彩的著作。说它有点古怪，主要是由于其文体风格引人瞩目，不同于通常的传记写作。读者可以看到，这部介绍果戈理的普及读物，实为“魔术师”别具一格的精美诗文，其结构和语言包含十足的巴罗克风味。
书分成八个部分：“他的死，他的青春”、“钦差幽魂”、“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导师与向导”、“面具的范本”、“评论”、“年表”和“索引”。主体部分五个章节，开篇写果戈理的死，结尾一段写果戈理的生。“评论”阐述写作此书宗旨，采用作者和出版商的一段也许是虚构的对话。“年表”同样富于纳博科夫特色，其点缀的文字说明实质已成为变相的诗文创作，例如，“1836—1837年冬”的条目旁边一段标注：
巴黎。住在交易所和维维安路的角落。在那里写作了《死魂灵》第一部的许多篇章。勃朗宁的门保存在威尔斯利学院的图书馆里。温暖的日子里，他带着乞乞科夫在杜伊勒里宫漫步。麻雀。灰色的雕像。
第四个句子的插入，诗韵变得格外悦耳，但是不知所云。中译者脚注中说，纳博科夫写作此书时执教于威尔斯利学院，该学院“以收藏勃朗宁夫妇的书信著称，同时收藏了他们带有邮件投递口的门”。但这跟果戈理的巴黎有何相干呢?换成一般传记作者，断不敢这样和读者偷偷开玩笑的。无损于考据之真实性的“画面”，纳博科夫似乎喜欢以他的方式切割、组合并予以再现;我们认为应该是程式化的年表和注释之类，在他笔下成为诗歌写作的某种再生性资源，被注入艺术的趣味和匠心。而这也是他的名作《微暗的火》的写作风格。
《尼古拉·果戈理》一书的文体和语言风格，总的说来，应被视为在现代主义美学中复活的巴罗克趣味的表现，也就是说，无法忍受作为诗歌对立面的乏味，精雕细刻而又无拘无束，整体布局之神经质的严谨和不规则，还有内涵的那种高深莫测的通俗性。
争议在于，纳博科夫的写法是否有过于个性化和自由化的嫌疑?或者像一些读者指责的那样，一定程度上是在“强暴”经典作家果戈理?
阅读此书第一章，你会赞成埃德蒙·威尔逊的断语——“这样的著作只能在一个艺术家写另一个艺术家时才会出现”。纳博科夫从果戈理的死写起，确切地说，是用小说家笔法描写艺术圣徒果戈理的“肚子”和“鼻子”。那位博学的庸医“用六只肥胖的水蛭吸附在他的鼻子上”，使得弥留之际的果戈理如何受尽折磨。这个令人哀怜的画面，出于历史的真实，却引发了传记作者毋庸置疑的灵感高涨，犹如兀鹰盘旋，俯冲并啄食画面中那只奇形怪状的大鼻子——果戈理身上“最了不起、最重要的外部器官”。纳博科夫把弗洛伊德叫做“维也纳骗子”，平生最怕与后者沾边，他这部传记的开篇却和弗洛伊德的《达·芬奇传》堪称异曲同工，都是围绕一个视觉清晰的肉体器官，编织丰富多彩的隐喻性分析，在其后的章节作波浪式扩展。
纳博科夫写道：“肚子是他小说的美女，鼻子是他小说的尤物”;“果戈理长而敏感的鼻子发现了新的文学气息(进而导致新的‘战栗’)”;在果戈理创作生涯的巅峰期，鼻子是其“重要的盟友”，而当他晚年沉湎于说教时，他就像其笔下的科瓦廖夫丢掉自己的鼻子一样失去了神通……也可以说，纳博科夫笔下的果戈理，首先呈现为一只巴罗克式的鼻子。后面几个章节所揭示的作家创作特质乃至个人命运，已经预先包含在那个奇特器官的趣味横生的演义中了。
二
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如同沃尔夫冈·阿马多斯·莫扎特的死因(据说现在考证出来的总共有101种)，招来各式各样的狂热兴趣和分析。有些研究好像不是在揭示谜底，而是自身成为某种谜语。确实，要将果戈理的精神、信仰和艺术的特质及其演变清楚揭示出来，这是不容易的。以评传写作而论，纳博科夫的做法可以说是大刀阔斧，也可以说是剑走偏锋。他的这本书，只挑了果戈理的四个作品来写(通过《钦差大臣》、《死魂灵》和《外套》介绍果戈理的创作成就;通过《与友人书简选》阐述其悲剧和人格)，略去了有关艺术风格演变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未能成为一幅全景式画像。这未免让人有些遗憾。对果戈理艺术演变轨迹的精细分析，需要诗人的直觉和批评家的热情和技能，一般文学史家做不来。纳博科夫对《外套》的精湛剖析，证明他是此项工作最可胜任的那类人选。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艺术家个性又恰好阻止他去深入这项工作。他对果戈理的早期作品均不感兴趣，认为它们来自于“‘民间传说’的廉价的成衣铺”;论及《维》的创作也是一笔带过：“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效果不怎么样。”换言之，他只能从自己的好恶和艺术观出发诠释果戈理的文学;似乎只能用杂技演员走钢丝的方式(也唯有真正的创作才会这么做)撰写这个著作。他说：
果戈理，惟其是果戈理且生活在镜子世界里，才喜欢在作品发表之后对它们进行彻底的规划。
这是透过窗户外梦幻的花园景致向远处眺望时发出的喃喃咒语式的评论。俄国进步批评家在果戈理作品中看到的是社会抗议，纳博科夫看到的则是一个镜子的世界，并属意聆听镜中的形象发出的一连串回声。他，还有瓦列里·勃留索夫、安德烈·别雷等作家，是最早揭示作为人工制品的果戈理文学之奇妙性质的那类批评家。《尼古拉·果戈理》一书所表达的观念，构成“反传统的果戈理批评”;自其问世之日起，对英美的果戈理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从唐纳德·方济、格里菲斯和拉比诺维茨、苏珊·福索、米尔斯·托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纳博科夫最有影响的一个观点，是发现并阐释了果戈理作品中“次级人物”的意义。这个观点用于《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恕我孤陋寡闻，可以说是耳目一新，闻所未闻，也完全称得上是颠覆性的。尤其是《钦差大臣》这个戏，在他看来，若是遗漏了剧中“次级人物”的存在及其幻影，就等于没看懂。那么，读者会提出疑问，难道剧中主角、那个有趣的骗子赫列斯塔科夫不重要?(也许是更有趣的)县长和县级官僚和县级贵妇不重要?该剧的魅力，若非来自于令人捧腹的荒唐而赤裸裸的误会——那个输光了钱的无赖被当作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又来自于哪里呢?纳博科夫的回答颇有些斩钉截铁，——《钦差大臣》的梗概意义上的情节不重要;把该剧视为俄国实际状况的讽刺喜剧乃是一个错误;因为“实际情况是，这个剧本根本不是‘喜剧’”。
Ok，底牌还未亮出，观点已经振聋发聩。纳博科夫否认《钦差大臣》是喜剧，他是要在文学天平上重新拨移“悲喜剧”的砝码，或者说，是要提升果戈理戏剧的位置，也等于是给文学史相关的体裁概念重新洗牌。批评家纳博科夫打出的王牌就是下面这段话：
……实际情况是，这个剧本根本不是“喜剧”，就像莎士比亚的梦幻剧《哈姆雷特》或《李尔王》不能叫做悲剧一样。比之于莎士比亚或果戈理创作的复杂得匪夷所思的戏剧来，一部拙劣的戏剧更适合称为优秀喜剧或优秀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莫里哀的东西(不论好坏)是喜剧，亦即容易吸收的东西，就像看足球赛时吃的热狗一样，是某种一维的东西，绝对没有巨大的、沸腾的、奇妙的诗性背景，后者才构成真正的戏剧。我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奥尼尔的《哀悼》(不论它好坏)是一部“悲剧”。
熟悉纳博科夫其他论著的读者，不会觉得这个宣言式的观点是一剂猛药了;在他评论福楼拜、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人的文章中，这个观点也时有阐发并保持着令人瞩目的一贯和稳定。纳博科夫并未否认喜剧和悲剧的一般概念，而是认为在更高级的进化环节上(不知是否可以这么说?)存在着真正的戏剧或真正的文学，超越这些一般性的概念。就《钦差大臣》而言，他并没有否认剧情的价值(他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则轶事说明这个情节不可思议的现世魔力)，也没有否认主角的地位(他把赫列斯塔科夫描述为舞台追光灯下“庸俗得彻底而有趣”的梦幻剧角色)，但是归根结底，该剧作的艺术价值在于：
果戈理的戏剧是行动的诗，我所谓诗，是指通过理性字句感觉到的非理性的神秘。那种真正的诗激起的——不是笑声，不是眼泪——是心满意足的灿烂笑容，是全福至乐的哼哈之声——一个作家若能让读者或更准确地说部分读者那样微笑或哼哈，他大可为之骄傲。
那么从鉴赏角度讲，艺术的存在几乎等同于神秘主义的某种肉身体验，使观众(读者)从可见的现实转向其诗性创造，沐浴它所折射的轻盈灿烂的光辉;艺术并不是对现实的某种粗俗吸收或反映，作为创造实体的存在其光辉若不能被充分感知，那么它所包含的所谓现实意义就是一锅乏味的泔脚水。纳博科夫美学的全部教条可以归结为上述这几句话。当他断言“《钦差大臣》中的人物不管是否有血有肉的模仿，他们都是果戈理幻想的真实形象”，他要说明的便是创造意义上的那种真实。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某种过激的奇谈怪论，是在张扬唯美主义洁癖或沾沾自喜的精英论调，而是应该意识到，此种观点的表述如果不是较为通俗(实质仍是通俗教义)，至少也是较为中允和科学(姑且用这个词)。
有关《钦差大臣》“次级人物”的存在及其幻影般的世界，纳博科夫花费了十一个页码(中译第43—53页)详解其功能，说明“这般从戏剧背景后面闯进来的这个次级的世界”，如何成为“果戈理的真实王国”。这些从主角的独白和台词中蹦跳出来的边缘人物，都没有在剧中出场，却通过剧作家独特的语言艺术赋予戏剧某个叠加的空间(在数学上我们是无法想象空间叠加这个概念的)。问题在于，纳博科夫津津乐道的“次级人物”，跟契诃夫笔下的那些人物其实并无差异，何以其存在反倒是“十分奇妙”地“有助于戏剧更加戏剧化”呢?他最后的总结：
事实上，整个剧本创作就是以特殊方式将不同形式的庸俗混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像《包法利夫人》)，以至于最终结果的强大艺术价值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所有杰作都是如此)——在于对单调乏味的部分进行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就像在昆虫的鳞片排列中，美妙的色效不在于鳞片的色泽，而在于它们的位置和折射能力一样，果戈理的天才处理的不是可计算的化学物质(文学批评家的“真实生活”)的内在属性，而是由再创造的生活之难以把握的粒子生成的物理现象的拟态能力。
作为一名眼光独到、格调严肃的批评家，纳博科夫关注的不是二三流作品小题大做的种种“花招”，而是试图揭示果戈理创作所揭示的语言艺术的深刻潜能。沿着“次级人物”参差不齐的梦幻边缘，让人一窥其文体的独特织体。纳博科夫又在《死魂灵》研究中指出：“纯粹的言语形式直接诞生鲜活的人物”;“小说中的边缘性人物是由各种隐喻、比较和抒情插笔的从句生成的”(详见中译第77—86页)。这个现象由他发现并加以定义，在其后的英美果戈理研究中经常被人引用。他的观点是有覆盖性的。巴赫金晚期所关注的“绰号和命名的狂欢”，其观点与纳博科夫的相似(参见中译第86页)，应该是独立研究的成果，除此之外，人们除了再三引用和演绎，这个方面其实并无可资补充的重要见解。
三
也可以说，纳博科夫诠释《钦差大臣》，结果让我们面对的似乎不像是一出戏剧，倒更像是一部复调小说。“次级人物”美妙的生成，犹如鲁宾斯坦琴键上流淌的音符，在沉寂中稍纵即逝，令观众闭目竖起聆听的耳朵。(这是在看戏吗?)
纳博科夫是否小看了戏剧常规的属性，过于强调其独白的喻体功能，甚至将该剧导向某种怪异的创作种类?
此类质疑，难以避免，似乎不能算是苛责。但也不可遽尔认定，有关“次级人物”的议题纯属比例失当、小题大做。鉴于卡夫卡混合童话和真实的那种“粒子生成的拟态能力”;安德烈·别雷的小说视幻空间的怪异繁殖;布尔加科夫舞台剧对“三维小匣子”的机巧模拟;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其讽刺与幻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方式，……这些都应该追溯至果戈理的实验，从这个方面来看，纳博科夫的诠释是需要认真加以对待。
正如他在书中指出：“伟大作家的特权……是在创造自己的读者。”纳博科夫本人富于创造性的阅读，无疑是丰富了果戈理的创作。对《钦差大臣》、《死魂灵》和《外套》的分析，枝枝节节，细致入微，带着他的痴迷和歆享，穿行于文本的字里行间，犹如他本人抒写母国回忆的那些散文篇章，令人击节叹赏。他评论《外套》的两句话，把这本果戈理普及读物的旨趣说得清清楚楚，就像两张有待检验的入场券，其一：“给我创造性的读者吧，这个故事是为他写的。”其二：“为了阅读他(果戈理)，你得学习俄语。”
作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纳博科夫，其毫不留情的苛刻和尖锐，已经是名闻遐迩，令人望而生畏。把他书中活跃着的那种人格和道德仅仅理解为唯美主义洁癖，这是对纳博科夫的一种缩小和弱化。他身上的权威气度，与其说是来自于象牙塔里的傲慢，还不如说是更接近于神殿上驱逐法利赛人的那种愤世嫉俗。他对“庸俗”(poshlost)这个俄语关键词的界定，用来解说果戈理仍是稍嫌泛泛，用来阐发福楼拜的《庸见词典》则显得更为恰当。我们看到，纳博科夫的道德哲学，正是体现福楼拜之后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心声——艺术是普遍的社会堕落中最后的精神堡垒。
《尼古拉·果戈理》一书引起的最大争议，倒还不在于作者的小说家笔法是否对传主“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暴力”，而是在于他是否“把一切伦理内容都从美学世界里驱逐出去”，“将果戈理的社会性方面一笔抹杀”。
纳博科夫对此回答说：
我从不想否认艺术的道德影响力量，它当然是每一部真正艺术品的固有特性。我所要否定并准备罄竹书之的是那种刻意的道德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在抹杀一部无论写作技巧多么高超的作品的每一缕艺术气息。《外套》里有着深厚的道德内涵，我在书里也力图传达这一点，但这种道德却与廉价的政治宣传根本扯不上边。19世纪俄国热情过剩的崇拜者们试图从《外套》里挤出那些东西，或者将它们塞进去，我以为这既是在强暴小说也是在强暴艺术观念本身。记得从前，我们的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到《死魂灵》，说它是对俄国农奴制及其庄园经济的批判、讽刺和揭露，一连串的“批判了……”、“讽刺了……”、“鞭挞了……”，使得原本厌学的学生对果戈理这类沙皇时代老掉牙的文人大倒胃口(这个现象也发生在同样属于“果戈理传统”的鲁迅身上)。纳博科夫拒斥政治宣传的任何附加值——鉴于如今的女性主义批评和生态学批评在文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此种拒斥的教育意义，对不同国家的年轻读者无疑是大有裨益。但我们要说，这仍是通俗意义上的拒斥。伦理性问题不会比美学问题更缺少虚无和胜景。而对时代伦理性问题的探讨则构成一部小说的灵魂。
《尼古拉·果戈理》和《文学讲稿》一样，在尽情嘲笑庸俗社会学曲解艺术的同时，试图将小说(novel)这种欧式体裁变成纳博科夫所理解的“童话”——语言的微观魔术，幻想，非理性变焦……看一看纳博科夫对《死魂灵》的评论，他的工作自然是有得也有失。至少，从小说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样的剥离也不完全符合果戈理的方法。
四
总的说来，纳博科夫对《钦差大臣》的解说别具一格，对《外套》的剖析无出其右，对《死魂灵》的论述则差强人意。一向善于用显微镜作精确观察的他，有时候也会看走眼。他屡屡将乞乞科夫的形象转述为“又圆又胖”;“令人作呕的身子，又白又胖，像肥肥的木蠹”;“又圆又胖的乞乞科夫也可以说是一条肥大的、肉色的蠕虫那紧密的皱褶做成的”……此类描绘，比K·勃罗日为《死魂灵》所作的插画更为肉感和夸张。
果戈理对主人公的交代其实很清楚：“外貌不俊美，但也不难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是年老，不过也不太年轻。”不明白纳博科夫是从哪里得来的印象，要把这位普通的中年绅士刻画成海报或漫画书上那种噩梦般光滑发腻的橡皮人：“乞乞科夫是个假人，是个幻象，披着伪匹克威克的胖乎乎的皮囊，企图用伤感的香水来掩盖弥漫在他周围的龌龊的地狱味道……”
还有对索巴凯维奇的评点，简直令人大跌眼镜：“……尽管索巴凯维奇不苟言笑、块头很大，他却是书中最有诗意的形象……”;“……索巴凯维奇对浪漫希腊的爱好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吗?在那个魁梧的胸膛中没有隐藏某个‘又细又瘦’的诗人吗?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比拜伦的探求更能在有着诗性倾向的俄国人心中激起更大的感情了”。
此处只能推测，“又圆又胖的木蠹”乞乞科夫和“‘又细又瘦’的诗人”索巴凯维奇，也许是得之于他的英国味十足的童年印象?
纳博科夫对《死魂灵》的论述，说明他对于该篇的人物和创作形制还缺乏足够认识。他指点读者去发现“由隐喻的从句生成的次级人物形象”，帮助我们领略果戈理语言的特质;他花大力气翻译“普柳什金家的花园”那一长段插笔，告诉我们果戈理的视觉艺术如何突破俄国文学的盲区……这些微观透视无疑是精彩而有启发性的;就像他评论卡夫卡和福楼拜，总是能够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似乎也不能奢求批评家告诉我们更多了。但是，乞乞科夫的历险，既有语言的隐喻层面上的编织和拆解，涉及意象、理念、联想和比喻突降法的各类生成，又有叙事的悬念拓展的外部空间，其循环不停的过程触及俄国的社会、政治、风俗和景观，犹如一部微型的荷马。前者是纳博科夫部分揭示的现象，后者在他的书中则全然蒸发，使得果戈理的小说失去了那条宽缓的地平线。
骗子乞乞科夫突然来到NN市，最后在狼狈不堪的闹剧中匆忙逃离该城。说他是“来自地狱的旅行推销员”，这倒符合其身份，但他不是漫画人物，也并不令人恶心，甚至也不是像索巴凯维奇、诺兹德廖夫那样纯然令人发噱的角色;在这部预计是卷帙浩繁的“史诗”中，乞乞科夫要和叙事人分担长篇小说透视现实的视角(他倒更像是果戈理的那只鼻子)。
过多聚焦于《死魂灵》的“抒情性”(对“靴子狂想曲”抒情色彩的津津乐道未免是太过抒情)，而对该篇的写实倾向和讽刺艺术置之不论，这样一种取舍是否可取呢?《死魂灵》第一卷出版后震动全俄;它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化合反应，说明果戈理的艺术不仅是来自于彼岸世界的狂想，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淋漓尽致的摇撼和拷问。(布尔加科夫和萨尔曼·拉什迪的创作继承了这一点。)这样的艺术又怎能离开时代性和社会性来深入探讨呢?
在《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和《面具的范本》之间，纳博科夫以《导师和向导》为题，专章评述果戈理的人格及创作悲剧。这些章节的转换在文体上具有一种音乐性。(相比之下，库切的文风往往显得过于周至，昆德拉的咄咄逼人有些伤感，卡尔维诺又炫丽得近乎单调。)可以说，《导师和向导》这个章节纳博科夫写得最为舒服，尽显其小说家本色，写得机智、松缓而不乏辛辣。他表达的是对果戈理悲剧的极为明智的见解。他说：
如果认为果戈理花费十年的时间仅仅是要写出某种让教会满意的东西，那当然滑稽可笑。他真正想做的是写出既让艺术家果戈理又让僧侣果戈理满意的东西。
就像中译第141页上，对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果戈理的那一番比较和评点，作家纳博科夫的见解总是令人期待，也总是不乏精湛独创，给人启示和愉悦。他是一个多么富于灵感的批评家……虽说谈论果戈理的生与死，谈论《死魂灵》续篇的悲剧，他并没有带领读者再向前跨出半步，一窥“艺术家果戈理和僧侣果戈理”脚下那个诱人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