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岁月中，永远没有自己的故乡。
——里尔克
一
一个离家太久的人，在回望落日时，总要下意识地回望自己的故乡。我老家後面的那一段长江，古称荆江，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指的就是这一段了。江对岸是湖北，江这边是湖南，但无论此岸彼岸，都管这条长江叫大河。我的故乡，自我高祖那一辈起开始挖出第一块田地，一百多年了，在这片历经数代人开垦出来的荒凉河床上逐渐形成的一个自然村落：谷花洲。我在那儿度过了十七年。而在我十七岁进城那年，还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对于我一生的意义，她是我在未来岁月中回望时唯一不被时间遮蔽的一个背影。而故乡又是与你的父亲、母亲、父老乡亲血脉相连的。他们似乎就一直生活在我回望的这个背影中，他们恍如背影中的背影……
很多事情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发生了，但我知道，这是故乡的神秘之处，她会在消逝中重现一些早已不存在的事物。一九五八年，我母亲从河床上另一个叫八斗丘的小水窝子嫁给了谷花洲的陈老五。陈老五是我亲爹，时年十八，兄弟六个，他排行老五。除了这兄弟几个，另外还有三个姐姐，但她们从来就没算这家里的人头。而陈老五娶媳妇这年几个兄弟中，老大许多年前被国民党抽壮丁抽走，生死不明，有说被日本人打死了，有说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直到今天仍是一个谜。但我想他即使活着，也已经死了。老三陈先寿，据说是六兄弟中生得最聪明的一个，会打算盘(算盘是谷花洲的文化象徵)，可还不到二十岁就死于一场持续了大半年的天花。而在谷花洲人心中，他的死是必然的，人还是愚钝粗笨一点的好，一个人太聪明了，就会遭天杀。而我，後来过继到了他的名下，在家谱上成了他的嗣子(这也使我的身份後来变得十分暧昧)。听说还有个老六，还没来得及命名，未满月就被人抱走，从此不知去向。他比我父亲还小，料想还活在这世上。而寻找他，也就成了他活着的几个兄弟一生唠叨得最多的一件事。
这是最早离开故乡的一些背影，你看见的永远都是一些背影，每一个人的离去，都是背对故乡的。
二
迎面走来的是我十六岁的母亲，长得又矮又小，骑在一头小毛驴上，驴绳由我十八岁的父亲牵着，走在那条弯弯曲曲的老堤坝上。
寒酸的婚礼之後，小两口分到了半拉土坯房，一只铁耳锅、两只乡下人吃饭的很大也很粗糙的青瓷碗，从此开始了他们一生的生活，而等着他们的，将是在他们一生中最漫长的大饥荒。我的降生也因此而被推迟了四年。尽管我现在活到了四十多岁还很少有走运的事，然而这被延迟了的出生应该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了，它使我躲过了中国历史上最苦难的一段岁月。
四年之後，谷花洲人刚刚又能填饱肚子了，河床上突然生下了许多男孩子，据说都是那几年的饿死鬼投的胎。我是其中之一。
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之物。那种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一九六二年，那个降生在河床上的婴儿是我吗?夏天，早晨，闷热，好像是要下雨了。一个在河边洗衣服的女人，她突然气喘吁吁地说她要生了。她是在对谁说?空荡荡的河谷里没有一个人。她听到了头顶上老鸹嘶哑的叫声，她用颤抖的双手把装满了脏衣服的木盆吃力地推开并匆匆解开衣服的扣子，她大声喊：“有人吗?我要生了啊。”
这一切也同样来自那个女人後来对我的讲述。她一边讲一边紧紧地盯着我看，那神情充满了怀疑，然而她要确立的却是我和她的身份以及我和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关系：我是她的儿子，她是我的母亲。说实话，我也十分怀疑我真的是不是她儿子，十七岁之後，当我和谷花洲的历史中断之後，当我在城里住了二十多年之後，我才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个乡下人，是寄生于城里的一个过客，我有一个真实的故乡，河床，谷花洲。但我还是怀疑，我是河床上那个又矮又小的乡下女人生的吗?
那时我们都深信。会有人在梦里送来小孩。那都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亲人，他们会抱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走进我们父母亲的梦里。河床上的每个女人都会生下一大群孩子。当成群的孩子混杂在一起时，她们有时会认错自己的孩子。当河床上的女人混杂在一起时，你分不清哪一个女人的背影是你的母亲，当我们在她们身後呼唤她们，有时我们会把河床上所有女人的背影都叫成母亲。
三
很多事都是後来想起来的，它们在缓慢消逝的时间里反而变得触目惊心地真实起来。谷花洲的陈老五和他的堂客，这一对前仆後继地生下了七个儿女(这还不包括几胎早殒的)的夫妻，每天都在为养活这成群的孩子而操劳。
早晨，站在河坝上看河床上走远的农人一个个晃荡的背影，这时候正是太阳把他们照得最亮的时候，那些强壮的背影就像在太阳里晃动。傍晚，他们则是面对村庄走来的，开始像一只蚂蚁，慢慢的由小变大，变成一个人的样子。一缕向上的炊烟。一个农人从田垄上漫长地走过，荷一把倦意深重的锄头，低垂着头颅，在暮色里。那是我爹。而此时，在那半拉土坯房里，那只铁锅，一年到头勤勤勉勉地炖着红苕和豌豆稀饭。它内壁的厚度开始增加，那是因为许多东西都洗涮不掉。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坚固结实，由于缺少了油水与汤汁的滋养，在我十七岁离开河床进城去的那一年，它无端地裂开了一条条裂缝，可能是干得太久了。
那个又矮又小的女人，每晚就围着这只铁锅转悠。而这时，你只能看见她的背影，那只大铁锅才是她要面对的，必须面对的。一个拖着沉重的影子荷锄而归的农汉。一个围着锅台打转的妇人，他们之间就这样建立起了一种联系，这一切的联系又几乎是不被察觉的。
树下，那一桶清水，等待着洗去那汉子满脸的尘土。
我父亲喝粥的响声会在夜幕下贪婪地响起，并化为喉咙里诱人的汩汩的响声。这时我母亲都是满脸骄傲的神色。从村头到村尾都是汉子们喝粥的声音。河床上的女人以这种方式喂养她们的汉子，养着她们汉子的力气。下饭菜，是女人刚刚炒出来的一小碟干干脆脆的油盐豌豆。它们在一个农人的牙齿里咬得嘎嘣脆响，不断爆发出阵阵惊呼。这时我们都贪婪地看着他，一双双眼睛贪婪而凶狠。如果父亲这时赏给谁一粒油盐豌豆，那小子就会幸福得不知所措。但很快，仿佛一窝兔子炸窝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把戏早在孩提时代我们就一次次地领会过了，迄今我们兄妹七个还因此而记恨着那时的某一件事。也总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是我这个老大，很容易成为父亲的下饭菜，那只夹着筷子的手，左手，他是个左撇子，一瞬间就会变成坚硬的耳光。七个儿女拥挤在一起时，是足以制造出一场地震的。而那一声声响亮的耳光，总是及时地平息了暴动。
河床上的汉子没有不打孩子的，而挨打最多的肯定是老大，尤其是男孩子。这些强大的父亲们是否也感觉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恐惧，这家里的老大已经开始对他的绝对权威构成了潜在的挑战。打耳光是很轻的，在我十来岁时，已经饱尝了父亲的扁担。我不知道那根扁担是父亲亲手制造的还是来自先辈的祖业，但它肯定是比我更早到来的家庭成员。这扁担随时都会像灾难本身一样降临在我身上，我逃学了，打架了，骂人了，捉鸟了，这都是理由。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他忽然觉得他想打我了，这扁担便会毫不客气地落在我身上。不是吓打，是来真格的，就像他扳禾一样实在。我见过父亲打牛，用的是鞭子，但抬得高，落下来轻。他打我却是抬得越高落下来越重。扁担是不吃素的，我的胳膊上腿上常常鼓凸起一疙瘩一疙瘩的伤痕。但我从未恨过父亲，只怪那根扁担，它太扎实太扎实了，从来没有折断过。
逃离，我在黄昏的河坝上拼命跑。这时我也是背对故乡的一个背影。然而，那时候我从未想过我可以逃离这个村庄，这片河床，我不知道哪儿还有可以让我逃离的路。最後，都只能转身，回来，重新面对那个村庄，那片河床。我所有的路，都在那里。
四
兴许，是後来察觉到的，对那根扁担，我怀有的并不只有单纯的恐惧，恐惧的意识中还包含了对一个强大男人的尊敬和羡慕，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河床上的汉子，是我那时的全部憧憬。那种强烈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眼里，一个男人的强壮的背影上横着一根扁担，就是河床上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每年雪还没有化尽，父亲便踏着泥泞进山了。一担一担地挑来了在山里砍了半个月的烧柴，堆在场坪上，这足以让一个家燃烧上一年。当父亲，当河床上所有的男人被太阳、被河风轮番折腾得浑身乌黑发亮时，他已经一担一担地把大河里的水挑进了稻田，当那些喝饱水的禾苗又支棱起了腰杆，这汉子却累垮了。他这辈子很少进医院，但那次，他是真的垮了，不像个男人了，他躺在赤脚医生的病床上，肚皮和背脊已经粘在一起了。我看见那个赤脚医生在笑，他说，你有几天没吃饭了?几天没喝水了?在吊了一瓶盐水之後，父亲一步一歪地回来了，而这时我的母亲，也躺在一家小镇上的卫生院里，已经半个月了。
母亲的病，不是累的，是憋出来的。不知从哪天开始，我常在半夜里被她的呻吟声惊醒。但父亲要送她上医院，她又坚决不肯，她总说没事，可能是岔气了。让赤脚医生看过，也说是岔气了，还教她一个土方子，把盐在锅里炒热了敷在小肚子上。这样敷了大半年，她肚子里长成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她突然昏倒了，不像是疼昏的，而是被那隆起的肚子吓昏的。我父亲和四伯父一人一根扁担，抬着一副门板，门板上躺着一个昏死的女人，一直抬到四十多里外一个小镇上的卫生院。开了刀，医生从她肚子里掏出了一坨血肉模糊的也让我母亲一辈子都倍感骄傲的东西，一种近乎于牛黄的东西。这一坨东西很值钱，足以抵偿她的手术费，而且，那时的医生还没有现在的大夫心黑，还给她开支了一点营养费。
母亲从小镇上的卫生院里回来，人长胖了，白了，让河床上的女人们眼热得不得了，问她开刀疼不疼，好像谁都想去挨一刀。
那是我记忆最清晰的一年。母亲从小镇上回来已经是秋天了，河床上所有的父亲们，正一摆一摆的把新稻子担到禾场上。这是他们一年上头最兴奋的日子，哪怕累得趴在地上，他们也情愿，一辈子挑不完也情愿。父亲是一个忠于扁担的人，他也怀抱扁担坐着。他不抽烟，但好酒。每次歇晌时喝两口，总要倒一些在扁担上，就像给一位可以倾诉的老友敬酒。他的倾诉永远属于一个农人的倾诉，耕耘，播种，施肥，灌溉，收割。到底是什么把这些繁重的劳动变得可以让一个农人可以承受，甚至感到幸福?我想绝不仅仅是多收了几担谷子，这其中可能还有一种找到了自己生存位置的迷醉。的确，父亲每次干了一天活儿回来，那眼里流露出来的绝不止是疲惫，还有一个农人难以言说的那种迷醉。
我感觉，有一种东西一直在支撑着这个农人。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是属于农人与天地的秘密。
父亲有时也会去外面喝酒，一直喝到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谷花洲的女人说，那不是喝酒，是闹酒，男人一年要不闹上一两回，这家里就不得安宁，一个村子都不得安宁。酒，是谷花洲男人的一种发泄方式，打孩子是另一种发泄的方式，甚至，连女人也会成为他的下饭菜。我母亲每次挨了打，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捉菜刀。但这把刀却从未砍在那该遭千刀万剐的汉子身上，它更多的是用来割韭菜。她一刀一刀地割着韭菜时，也一声一声地咒着那该遭千刀万剐的汉子。她以这种方式来平息内心的伤痛。她把韭菜剁碎，她把鸭蛋搅碎，她已经习惯了在这种骂骂咧咧又零零碎碎的操劳中过出一点滋味，韭菜炒蛋黄，是给刚刚打了她的汉子下酒的。
那遭千刀万剐的，此时又开始耕地了。一遍又一遍地耕，你看他耕得多起劲啊，鞭子啪啪甩得贼响。这是叫她喜欢的。她爱听，那令她怦然心动的甩鞭声。她的心情开始变好，刚才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又重新浮现出来，一切都那么鲜亮。原来就那么鲜亮啊。这就是一个乡下女人内心里的一次次深刻觉悟，她们的丈夫也因此而一次次得到原谅。
这是一个除了女人的全部苦难一无所有的女人。就像她从春到冬一年上头割着的韭菜。在冬天，在冰凌之下，你以为它快要冻死了，你不知道它还在冰凌下继续生长。等到扒开了冰雪，你才会发现它令人惊讶的生长了力量。河床上的一切生命，它们生长的力量都令人惊讶。生活仍在继续，孩子们正在长大。
事实上，谷花洲的陈老五可以用韭菜炒蛋黄下酒时，他儿子闷轱子已经可以放鸭子了。
我去河边放鸭子。下着雨。这雨一下就十天半月，湿热的空气里一切都在发出霉烂刺鼻的气味。河床上管这雨不叫梅雨，叫霉雨。我家，确切地说是磨坊边的那半拉小土院早已湿透了。屋里没有这样湿，毕竟还有一个茅草屋顶遮风避雨，可也到处漏。母娘把盆盆罐罐都找了出来接雨，甚至连饭碗都使上了，河床上人吃饭的那种大海碗，就是我父母亲分家时分到的那两只青瓷碗，特大，有着粗重的蓝色宽边。母娘一边在屋里手忙脚乱地接雨，一边咒这霉雨。
但这雨不会影响我放鸭子，雨从未淋湿过鸭子的羽毛。有时我真羡慕这些无忧无虑的鸭子，一下雨，蚯蚓就钻出来了，河滩上爬满了螺蛳，这些傻鸭，有时会把自己吃撑，撑死，也有被螺蛳卡死的小鸭子。我在雨中的泥泞中走，河床上的每条路都烂了，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身体正在慢慢拔起，从一团烂泥中拔起。为了管住这群撒丫子乱跑的鸭子，我像陈老五那样使上了凶狠的鞭子，但鸭子不是牛，不经打，有一次，我不幸打死了一只鸭子。为了逃避父亲的惩罚，我在那只小鸭子的喉咙里塞进了一粒螺蛳，这还真的哄骗住了父亲。也就是那一次，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坏，而这种很坏的伎俩无疑是被父亲那种生杀予夺的威权逼出来的。那时我毫不怀疑，那个河床上的凶悍汉子随时都可以像掐死一只鸭子那样掐死我。
我承认，这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一直延续下来了，直到今天，我还患有深度的自恐症。
漫长的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太阳的光芒开始变得扎人。洪汛开始泛滥，从初夏到立秋，大河里涨满了水，到了中秋，洪汛退走後，河床的树干上露出了被大水浸泡过的月久年深的痕迹。只有水杨树例外，它被大水一泡，就迅速地长出像棕毛一样的东西。每年都这样，一年年的浸泡，一层层的包裹。
我的母亲，也渐渐有了一个被岁月层层包裹的外壳。
这一点，是我在十七岁离开河床的那年发现的。
五
我要走了，要离开河床了。当初背着口粮去小镇上念书，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永远不再吃这里的粮食。而为了五块钱的报考费，那个又矮又小的女人，那个还不到四十看上去已五十出头的女人，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她最终也没有借到这五块钱，而是到医院里偷偷去卖了血。但她一辈子也没记恨过谁。她只记得谁对她好，谁帮过咱家。
上路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等着。我想一个母亲会有很多的话嘱咐远行的儿子，但没有。灯下，她背对着我，用针线细致地缝合着什么。我就站在她的背後，我把油灯给她捻亮了一点。她说，有灯也不行，我的眼睛看不清了。但她依然没有转过身来，她好像有点不敢面对我，一个即将远行的儿子。我是穿着娘给我做的鞋子上路的。那时我还感觉不到，就是这个乡下女人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底的布鞋，让我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城市。没有远行之嘱，忘不了的是昏暗油灯下的那个女人的背影。我走得很快，一直没有回头。我知道她此时是站在河坝上一路目送着我的，但此时，我好像有点不敢面对她。我的背影，很快就会走出一个乡下女人的视线，我知道。
对于我，一九七九年是一条重要的界限。通过高考，我进入了城市，我的身份被彻底改写。商品粮，城市户口，以及基本上已成为事实的干部身份，让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新从娘胎里出来了一次。後来，我进了家乡的县城，然後，娶妻，生子，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一个家，河床上那个家，便只存在于回忆中，只有了单纯的仅供回忆和凭吊的意义。有一段不短的时间我很少回去了，而父母亲也很少到我这个做了城里人的家里来。对于我，河床上的那个家还多少有些家的意思，而对于他们，我在城里安下的这个家，则好像与他们没一点关系。但自从有了孙子之後，我父亲压抑不住思念，居然来了。他与这个家无关，但他觉得自己与他的孙子有关。还是孩子好。在那明净的没有一丝杂质的眼里，他看不见这个乡下老爷爷的脏，也不嫌弃老人那身灰扑扑的破衣裳，还亲热地要爷爷抱。要抱爷爷的扁担，这根扁担给我挑来了河床上的南瓜、冬瓜。每次来，我去打酒，都被父亲拦着，最多让我买一瓶廉价的高粱小曲，喝不完的，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喝，便让他带回去。当我解开父亲的布袋，把剩酒放进去时，我的那被一种无名情绪催出来的眼泪，挂在眼梢，但绝不会掉下来。我竟变得如此伪善。父亲要走了，我从来没留过他，还是他孙子不让他出门，先是用小手拉，拉不住便抱住爷爷的扁担不放。父亲走了，他的背影缓慢地消逝在灰蒙蒙的楼群划出的城市罅隙里，那根伸过头顶的扁担尖，久久地在我的眼前晃动……
我不知道，在我父亲母亲眼里，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城里人。然而，当夜深人静，当我在城市夜晚的某张床上突然醒来，我总是感觉在这张床上躺着的是一个与自己十分相似的陌生人。他每晚躺在这里做梦，梦见得最多的是河床与母亲。我不知道，我一九九三年夏天的辞职是否与这种折磨有关。在远离了那片河床之後，我逐渐相信那里的一切(我梦见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我本身，却越来越接近一种假象。每当我穿过那些沉默的建筑，我总感到我正朝离城市越来越远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方向逆光而行。在任何城市里，我都显得形迹可疑，来路不明，这无疑变成了对我的一种折磨。
在我三十一岁那年(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拐点)，我辞去了公职，我以一种彻底的方式，把十四年前获得的一切，在十四年後全部放弃了。我似乎悟到，那折磨我的其实不是城市，而是给了我各种身份却始终难以让我确立自己人格的单位。这样的扭曲，甚至更早，还在大学的课堂里就开始了。当那些和我一样也是乡下的苦孩子、也是考进城里摸爬滚打多年终于当上了大学教师的人，在大学的课堂里有条有理地分析着“农民意识”之类实在并不高深的学问时，我不知道自己怎么那样反感。听起来，好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一切不幸就是因为太多了像我父亲母亲这样的人。每次，瞅着那一张张苍白的毫无血色的面孔，我却想起了那根扁担。我的父亲，把我从牛背上赶到这里，就是为了让我来听这些以他们为嘲弄对象的学问吗?
现在，我自由了，我是一名自由写作者。在这座供我栖身的城市里，我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别的身份。我不知道自由写作者是不是一种身份。在某一天，我被叫进了派出所。姓名?年龄?我严肃地一一报上来。单位?我摇头。职业?我略怔了一下。我没有勇气说出我是什么作家，我嗫嚅道，我是……自由……写作者。我看警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估计他还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职业。我便跟他解释，他偏着头，听着，忽然扑哧一声乐出了声，大概是觉得过分，又赶快一摆手，提笔在问卷上那空着的一栏里写了两个字：无业。我笑了笑，没说话。後来我时常在法院贴出的那些宣判的大布告里，看见许多罪犯的姓名、年龄之後都写着：无业。这时我也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犯罪感。
对一个人身份的确认，在离开了现实体制的框架之後，竟是这么难。又想到我那可怜的母亲，她一生都在讲述我降生于河床上的那一刻。她大声喊有人吗我要生了啊。她到底想要证明什么?或许，她也暗暗地希望着一个生命有一个清晰的来龙去脉。今天，我已年逾不惑，然而我仍然无法打破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幻觉。
偶尔，我也会去趟谷花洲，回到那片河床上。看见那些吃奶的孩子，在年轻的母亲怀里拱来拱去真的像只小猪。这情景会让我奇怪地害臊，下意识地就会想起自己小的时候。这河床上的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们，都是这样把孩子一代一代奶大的。
磨坊那边那半拉小土院，父亲一辈子都想把它改造成谷花洲最体面的房子，然而直到今天，差不多还是老样子，只是把屋顶上的茅草换上了油毛毡，又在油毛毡上盖上了瓦。老瓦，陪着土屋。干打垒的土墙是用河床上那种褐色黏泥拌成的。整个房子，就像从河床底下直接挖出来的。多少年了，这土墙居然还没有倒，仿佛成了岁月中唯一的支撑。这就是支撑一个生命的家，也让我忆念中的故乡和家园有了形象。
河风太大，河床上的农舍都建得低矮，门也开得小。每年冬天，父亲就会把那扇唯一的窗户封死，把所有的墙壁用河泥再抹一遍，又在屋後栽上树。每次我回去，都看见父亲栽下的那些树还在悄悄地分蘖，迎着河风，像是在捍卫着什么。在没栽上这片树林之前，屋後那堵墙也曾倒过。那晚大雨倾盆，父亲夜里去了冬修水利工地，那时夜里加班干活是常事。等他早晨回来，看见倒塌的墙後，一个女人张开手臂，搂着她的七个儿女躺在水边，真的就像一只孵蛋的鸡啊。
呵——呵呵——父亲的笑声从外面传过来，没心没肺的。
那时我觉着，谷花洲的陈老五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人。他手里握着的，都是乡村生活中最坚硬的部分，铁锹，钎担，镢。但他却没有能力把这土坯墙换成窑砖，让这个家也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他不是没有力气，而是无能为力。为此他甚至做过一回贼，去镇上的窑里扒砖。还把我叫上了，叫我给他望风，但还没有扒到砖，他就挑着空担子回来了。我四下看看，也没见这窑有人看守，可他却拽着我朝家里猛跑。我看见一个黑暗的背影在那个最黑暗的夜晚没命地跑着，我根本就追不上他，他气喘吁吁地喊，别停啊闷轱子，—停就没命了。这之後的许多个晚上，他老是无缘无故地大声叫我的名字，牙齿打颤。我发现他很恐惧。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恐惧的是什么。
老头现在脾气非常好。但每次回到河床上，回到这个家，我还是有点怵他。我感觉到这个老头骨子里还有股强大的甚至是威严的力量。就在前些日子，老头突然中风。换了城里的一个老头，不死也要落个半身不遂，他居然拄着一根扁担又站起来了，又能在村里、地里到处走动了。支撑他的除了那根扁担，还有股暗藏的力量，那只能是属于河床的一股接地气、通天意的无穷力量。
每次我回来，他都要瞪大眼睛把我看半天。我发现他有点神情恍惚。我一年来三次，他就要这样看我三回。板凳上的木板没有了，只剩下框子。老头尖瘦的屁股就像套在一个木框里。他的裤子膝盖上磨出了两个洞，大脚指头磨了一个洞，他这一生仿佛四下里都破着，到处都是洞。要说他这样浑身上下都破着，也不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不孝顺，不给他买衣服。买了他也是扔在一边，他习惯了这破破旧旧的日子，穿上一件从城里买来的衣服，浑身上下不自在，好像自己都不是自己了。娘也是，她把七个儿女养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却从未想过要享享儿女的福。她不让我们给她买任何东西，她说这家啥都不缺了。她说这话时两眼骄傲地瞅着门外，一根绳子上，晒着衣服，腊肉，辣椒。吃的，喝的，穿的，好像生活的全部都在这根绳子上晾着了。
老头又开始喝他的杯中之物。可以滋养他一身血气和力气的，仿佛就只有这坛子里的烧酒。娘又端上了一碟干干脆脆的油盐豌豆，它们在一个农人的牙齿里咬得嘎嘣脆响，不断爆发出阵阵惊呼。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居然还有这么好的牙口。我吃惊地看着他。河床上的一切生命，生存的力量都令人惊讶。我知道。这老头还会有很长的一段日子要活。而母亲，这个除了女人的苦难一无所有的女人，在这一刻，我感觉到了她的幸福。一种我从未察觉的，只属于伴侣之间隐秘而又默契的幸福。他们从未说过，来世还要做夫妻。但我相信，会，一定会。
又要上路了，回到我暂住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安静的角落，供我栖身。又要告别了，不知什么时候再来。我沉默着，只有面对父亲母亲，才说不出告别的话。但老头的眼神，老娘的眼神，让我分明感到一种强烈的挽留。可娘却一个劲地催，快点，别误了车。每次，我都走得很快。在她的视线里，我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背影。我早已知道，在故乡成为我回望的一个背影之後，我早已成了背对故乡的一个背影，那是她无数游子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