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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父亲做了十几年豆腐

时间:2023-12-02    来源:www.xinwenju.com    作者:慎微  阅读:

  我的家乡地处西北,小城的农业、工业都不够发达,各种店铺、作坊、小摊共同织成了小城生活的内在肌理。榨油、烙白吉馍、磨面、轧面、发豆芽、踩缝纫机、做麻鞋……小城生活的枝枝蔓蔓,都被扦插成五花八门的作坊,它们是县城隐蔽的轻工业。买东西不用去超市,只需要去山货市场或是“西关”“东关”的街巷,甚至可以直接去手工人家里。这样的买卖原始、简单,经过千百年的传承,组成了中国的无数个县城。

  如果要问中国工业文明的源头在哪里,我想,也许就在小巷子中的作坊里。而我家的豆腐坊,也是其中一员。一

  父亲做豆腐是半路出家。初学时,父亲的成果让人不忍直视:磨出来的浆不是太稀就是太稠;豆腐要卖相没卖相,要口感没口感。那段时间,我家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是豆腐的残次品或半成品,所以后来我不喜欢吃豆腐了。

  在生活的重压下,父亲全身心扑在了提高手艺上,很快,他做出的豆腐就得到了师父的肯定。我们也终于告别了顿顿吃豆腐的日子,我和姐姐很是开心。

  学艺成功后的2006年,父亲掘了旧院西边的一块小菜园,和泥垒砖,盖起一间厂房,从外面拉来一台磨豆浆机,又自己动手焊制了一架蒸箱,配备了一些手工器具,如竹隔、沙笼、木围、千斤顶等,我家的豆腐坊算是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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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豆泡久了不出浆,因此夏天时要在凌晨3点泡黄豆,气温高泡发快;冬天时虽可以在睡前泡黄豆,但也要凌晨五六点起床,冻得耳朵疼。

  在西北地区早起磨豆子,无论春夏秋冬都很磨人。磨黄豆需要有眼力见儿,一个人得掰成三个人用。磨豆浆机不能空转,否则容易烧坏,这边机器里的泡发黄豆没了要加,那边接生豆浆的水桶满了要换,换三桶豆浆的工夫,磨盘出料口的豆渣又堆满了,亟待清理。在豆腐坊的另一头儿,锅炉烧开满满一大桶熟豆浆,正等着倒换……这些活儿一环套一环,分心不得。

  “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我深以为然。9岁起,我跟着父亲在豆腐坊里打杂,因笨手笨脚,免不了被他斥责。而姐姐操作磨豆浆机不消父亲教,看两遍就会了,干起活儿来甚至比帮工的大人都要强。 二

  我家的豆腐坊不单做豆腐,豆皮、豆卷、豆干、五香豆腐、豆腐泡等豆制品也一应齐备——它们比豆腐更能卖出好价钱。

  2008年之前,我家做豆皮采用的是传统的手工制作,极为耗时耗力,但父亲每次做时我都站在旁边看得入迷——他取来长约半米、宽20厘米的小竹隔打底,配以成套的长方形木框隔档,上面悬一大卷长条厚纱布,扯过一头儿,端正地搭于木框之中,这时父亲一手捏铁瓢舀豆花,一手拿“竹蜻蜓”摊匀薄厚。他身材矮小,做这种工时更加费力,只见他小臂青筋突显,伏腰像画沙画,抹完一层,拽出新的一段纱布覆在豆花上,后复折一层,继续加豆花、抹平,再盖布……

  父亲本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但在做豆皮的时候难得的安静,我也愿意凑在他身旁瞧。因长时间弯腰,父亲常常腰痛得直不起身,一发作,他就唤我快点儿给他贴止痛膏药。所以我家的豆腐坊里除了黄豆的清香,还弥散着隐隐约约的膏药味儿。

  地面上豆水四溢,机器的嘶吼、父亲的指令、潮热的蒸汽、黏糊的汗水一起裹束着我。父亲、姐姐和我在一片蒸汽氤氲中相互配合。话痨如我,常常耽误了活计。姐姐处处管着我,她干脆利索,最烦我这个黏人精。做豆腐本就苦闷,三个人在80平方米的作坊里头低头干活,一句话不说,苦闷更甚了。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在重复,不光是我感觉憋闷,父亲的脾气也逐渐翻滚,时常与我们发生争吵。

  姐姐性格执拗,一言不合便甩手不干,反锁屋门生闷气,任凭父亲谩骂,她都如秋风过耳、岿然不动。我就惨了,父亲会将对姐姐的那一份怒火一并发泄于我,我一边做活儿,一边还得当“出气筒”。为此我俩动辄怄气,我也想模仿姐姐甩手不干,可骨子里是个软柿子,父亲几句话便能击破我的心理防线,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去干活儿。

  年幼做不了重活,人又憨傻,我常常被姐姐派到西北角储放豆皮的小屋里剥豆皮。这活儿枯燥,极考验耐心。热腾腾的豆皮好剥,冷了就会粘在纱布上。新鲜出炉的豆皮因为含有大量的水汽,一不小心就会被撕破,撕破的豆皮卖不上钱,只能后续加工成豆腐卷或五香豆腐。

  所有豆制品中,豆皮尤为好卖。这样一想,我心里就释然了,自己杵在小屋里剥豆皮,这活儿的“含金量”一点儿都不比在隔壁忙碌的姐姐的低。但我毁掉的豆皮数量见长,父亲一检查,便会开始打骂,所以我极度厌倦豆腐坊,厌倦干活儿,厌倦父亲轻蔑的眼神。

  做豆腐利润微薄,为了多挣钱,只能多做、多出货。货多了,母亲的小三轮车自然放不下。为了开辟新市场,我家又添置了一辆三马子(三轮机动车),父母一个在自家小摊固定出摊,一个上午于附近豆腐坊忙碌,下午奔波在各个村庄。

  父亲带着我,从县东头儿的沙沟地往返于县西头儿深山腹地的朱雀圉镇,一路喇叭、吆喝声不断。三马子马力小,到不了太远的地方,我们只能在县城周边绕,赶各村镇的大集。如果第二天确定赶大集,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得连夜开工,防止断货。睡得晚,又得起早备货、装货,我时常眼冒绿花,被父亲一笤帚扫下床。 三

  冀城人过年爱做炸食,一进腊月,拜祖祭祀,家家户户炸肉丸子和干豆皮,所以冬季赶大集格外挣钱。但西北的冬天不给人留情面,室外零下一二十度,寒风直往耳朵眼儿里钻,毛细血管丰富的耳朵、嘴唇、手指冻得皲裂。

  豆制品装车过程烦琐,为了节约来回取货的时间,我们每次都绞尽脑汁,争取最大化地利用空间,但还是会有货物不够卖的情况。距离县城较远的乡镇里的人们采购东西不便,赶一趟大集便要扛回几化肥袋的东西。我们一车的货很快便被搜刮干净了。

  我之所以愿意跟父亲赶集卖货,是因为他会在途中为我买小笼包、油饼、韭菜大包这样的吃食。我很爱吃包子,嘴馋没骨气,极易受父亲蛊惑。一路西行,颠簸着赶往朱雀圉的大集。路上,裸露的铁轨被太阳光一照,晃得眼疼,我坐在父亲旁边,看着没有尽头的铁轨,幻想着异乡的火车正朝着陌生城市飞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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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集上人潮涌动。街道两旁早早摆开阵势,商贩们坐在小板凳上闲谈叫卖,好不热闹。我和父亲瞅见一处空地,忙将车倒进去,车头挂的小喇叭循环播放:“年糕、豆腐皮、火锅丸子、豆腐卷,样样都便宜,样样都实惠;火锅、烧烤、炸丸子,批发零售,量大从优。”

  在街面上做生意就得有声响,广播一开,客源涌来。先是一两个人跑过来,好奇地看热闹,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吸引过来,王家带李家,老乡吆老乡,人气就旺起来了。

  该我上场了。顾客到跟前,全靠一张嘴。买东西的叔姨伯舅看见我一个小孩子卖货,更加惊奇。我嘴甜,“姨姨”“叔叔”,来人便叫,殷勤推销:“年糕一块钱三片,您买三块钱的给您再送一片;豆腐是五块四,四舍五入算五块;姨姨,您拿这个火锅料,好吃又便宜,比其他牌子实惠多了……”

  有时候,父亲看我给人抹零头抹得太厉害了,心疼,非要和顾客争那5毛钱。我觉得父亲驳了我这个小人儿的脸面,竟反过头帮着顾客教训父亲。我们爷俩争得脸红脖子粗,好几次针尖对麦芒,引得顾客连连惊奇,疯狂抢购。

  其实现在网络上的直播间卖货也用这招儿,可我上小学时就用过了。当年那个站在三马子旁努力卖货的小孩子,提前十几年就过了把直播带货的瘾。

  夏天的生意不好做。那时,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冰箱,豆制品在夏天不易保存,顾客每次买的都不多,可谓生意惨淡。为了多盈利,家里另做了些面筋、凉皮这样的小吃食,县东头沙沟地的工人们爱吃,解暑,还能换换口味。 四

  比起卖货,我更厌恶的还是在豆腐坊的日子。豆腐坊里没有春秋,除了冷就是热。

  夏天虽然是淡季,但每日依旧需要开工。冀城夏季干热,一丝风都没有,这样的天气里,我们也要用锅炉烧生豆浆。这是个很苦的差事,每当我打开锅炉口往里面添碎煤,短暂的几十秒,风一灌,炽烈的火星子喷涌而出,热浪几乎要把我吞噬。黄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上涌出,蓝色半袖的后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风干后留下一层白色盐渍。

  偷懒间隙,我穿着拖鞋,戴着围裙,蹲在院子里的台阶上看豆腐坊,蒸汽像烟云一般从窗户、门、风扇口丝丝缕缕地钻出来,直直向上,白蒙蒙的水汽簇拥着砖红色的墙壁,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水汽扩散变幻,院子里竟有如仙气萦绕。我对着这奇景出神,继而联想到央视版《西游记》里蟠桃会上那大片大片的云气。

  父亲偏爱和我作对,总在我浮想联翩时打断我。

  我最害怕冬天。家里穷,上学可以穿好鞋子,但干活儿时只能穿大人的胶鞋,在水里蹚来蹚去,又累又拉垮,父亲的那双鞋还有股经年不散的脚臭味儿。夏天我还能穿个拖鞋糊弄一下,冬天却非穿它不可。

  冬天,豆腐坊内温度颇高,干起活儿来衣服都要湿透,但胶鞋里却始终湿漉漉的,踩实了脚底钻心般难受;一推开厚重的门帘,一股锥心刺骨的冷气扑面而来,内外冰火两重天。

  在这样的环境中干久了,体内湿气越来越重,人容易患关节炎。母亲和我一样惧怕冬天,一到冬天,她的冻疮如约而至,皲裂结痂,年复一年,防不胜防。 五

  2008年年末,我们家用几年间攒下来的钱购置了三台新机器。它们的到来,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我家豆腐坊生意“黄金十年”的序幕。

  起初,母亲不允许父亲购置新机器,那时家里仍欠着外债,债务期限一次次延长,去旧来新,堆成了母亲心头的一座大山。父亲与她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他个子小,胆子却大,坚决要买机器,与生活博弈。现在,我也能理解他——一个男人,在贫困的逼迫下,往往会生出胆量。他过够了苦日子,急切地想要改变生活,而靠做豆腐、卖豆腐能挣几个钱?

  时代在悄然变化,父亲意识到:要想挣钱,第一步就得提高生产力。他对母亲说:“孙猴子都知道找件趁手的兵器,想挣钱怎么能不投资呢?买!机器必须买!”

  很快,豆渣搅拌机、豆皮机、剥豆皮器就运回了家。三台机器轰鸣,响彻我家小小的作坊,宣告着从这一刻起,豆腐坊真正走上了半自动化的道路。

  为了夏季的生意,父亲又购置了年糕机。除了零售,年糕大部分都被烧烤摊预定了——夏季,流动烧烤摊和炸串店活跃起来,年糕生意开门红。

  到了冬天,父亲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豆腐、年糕两手抓,几台机器一刻不停,人也跟着机器转。

  那时候,我觉得一年真的太漫长了,常常期盼自己快快长大,或许就能远离豆腐坊的喧噪。父母却渴望着忙碌些、更忙碌些。母亲点拨我:“我们虽然忙点儿、累点儿,可还能挣上钱。你看看,将一颗黄豆做成豆腐、豆皮,得经过多少道工序?人也一样,为了过上好日子,得吃许多苦。”母亲又说:“你要是不好好读书,那就和我一样,做一辈子豆腐。”

  但我就像一颗总也泡不开的黄豆,笨拙得让人心生怜悯。 六

  豆腐新鲜出炉时,散发出的那股清香沁人心脾。我和姐姐不爱吃豆腐,但其他豆制品还是爱的,我最爱吃豆油皮。

  所谓豆油皮,是熟豆浆在静置过程中凝聚在表面的一层皮。一大陶缸豆浆,最多也就能得到三张豆油皮。是否能凝成豆油皮取决于豆浆的浓稠度,磨浆水放得多,豆油皮便凝结不出。这也是判断豆腐好坏的标准。

  从小,我和姐姐都不怎么喜欢豆浆,嫌豆腥味儿太浓。现在我倒是爱上了豆浆,可自从我家豆腐坊停产,我再也喝不上小时候那像奶一样的豆浆了。我曾经嫌弃的,是如今再也得不到的珍宝。

  大概是在我小学升初中时,家里靠豆腐坊和小摊生意攒了些积蓄,外债也还得差不多了。母亲起心动念,想翻新老房子,父亲看着一院破烂家当,咬了咬牙说:“翻新不如重盖。”

  母亲打算盖个小二层,父亲又咬咬牙说:“要不再加一层?”冀城老家有个习俗,谁家房子盖得高,就证明谁家的生活过得红火。父母都来自农村,他们俩这些年在县城打拼,免不了成为同乡眼里的焦点。

  母亲明白,父亲是想在同乡面前扬眉吐气。过了半晌儿,母亲说:“干脆建个四层楼,楼顶做成豆腐坊。”

  父亲被母亲镇住了,这回轮到他沉默了。

  母亲说干就干,大干特干,东拼西凑地借钱。自此,我们一家,豆腐坊、小摊、工地,三头儿忙活。为了省钱,父亲晚上带着我们当小工,挑砖、搅沙子、推倒旧屋、挑完整的青砖和红砖……

  新家就这样一点点地支棱起来了,豆腐坊也安置在了新房的四楼,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在城里盖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件事让父亲自尊心爆棚。那段日子是家里最欢快的时光,父亲难得温和下来,蹲在家里修修补补,忙里偷闲时,会站在各个角落打量新房,眉眼里难掩光彩,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如愿和骄傲。 七

  2019年,家里的豆腐生意转让出去了,那几台曾承载我们一家“黄金十年”的机器也一并转让了。2006年至2019年,我们奋斗了整整13年。我家的豆腐坊见证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激荡,而对整座小城来说,这不过是时代发展中的一朵浪花。

  靠着豆腐坊,我们一家脱贫奔小康,因为有了这样一门手艺,我们才得以获取温饱、体面的生活。母亲总以为我以后要接班做豆腐、卖豆腐,不承想,这生意顺其自然地结束了。小摊和豆腐坊构成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如今被一一割舍,真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对于豆腐坊,我心中始终有股复杂的情愫,里面掺杂着对父亲的埋怨和童年生活的疲惫,偶尔会回想在西北的冬夜里磨豆子、烧锅炉、做豆皮的时光。家里不再做豆腐后,我头一次吃上了从超市里买来的豆腐,总觉得味道不对。我时不时和姐姐开玩笑说,要论做豆腐,没人比我们更堪称“老师傅”了,豆腐品质的优劣,我一抿便知。

  不过在此之后,我也永远找不回记忆中的味道了。那味道中浓缩着一个家庭作坊的激荡,驻留了整个县城作坊时代的记忆锚点。而浪头打过,一切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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