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平坦辽阔的鲁西平原。丝瓜嫩弱的须蔓里藏着无穷的力量，沿着泥土坯的墙头，慢慢地往上爬，一直爬到门头的花瓦上，向着大街，向着长空，在蔓梢上开出一朵大黄花。
此时，若站在平房顶上朝田野望去，亮堂堂的夕阳像个巨大的黄橘子，它的光温暖、柔和，洒在我身上，洒在脚边的小野花上洒在田野的庄稼上——熟透的麦芒正泛着金子般的光泽。
那年，我六岁，祖母五十岁。在农村，五十岁的老太太还算不得老。我的印象里，祖母很有力气，干活干净利索，从不拖泥带水。我看过她蒸馒头：和出的面团光滑瓷实，蒸出的馒头香喷喷的，柔软又有嚼劲，我总爱吃祖母蒸的馒头。在她的小院里，长着几棵翠绿的竹子、一棵粗壮的枣树。某个季节，枣树会开米粒般的黄色小花，衬着油亮的绿叶。爸妈、叔婶一大家子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时，抬头就能看见圆如玉盘的月亮。朦朦胧胧的月光下，祖母总追着我喂饭，饭后又带着我在院子里乘凉——那时的我，大概是极其依赖祖母的。
祖母和农村里的老太太一样，却似乎又不一样。和所有老太太一样，她即便在家受了气，或是和祖父、媳妇拌了嘴，出去也从不当着外人抱怨，从不将“家丑”说与人听。“说了能有多痛快?白叫人笑话，管啥用?”她也不让我说，整日教我“说好听的话”，让我记住别人的好：“多说好话，人家见了喜欢，说多了自己也高兴。”我反驳她：“你是不让我说实话了?”我有时调皮，故意说：“我偏要说，就说你厉害!老太太，你上次说给我买包子，骗人没买，我就说给人听!”祖母真有些生气了：“说我厉害?经你口一传，人家只知道谁谁家的奶奶厉害，丢的可是你的人!”我顿时停住，不再言语，祖母却又笑了。
祖母有两儿两女，祖父有个弟弟(我称二爷爷)，二爷爷家有两儿一女。二爷爷年轻时承包工程挣了些钱，家里条件比我们好。在农村，家境好的人家，上门说亲的多，找的媳妇自然“条件”更优。在外人看来，二奶奶家的两个堂婶，个儿更高，长得更俊俏。而我母亲和婶子虽模样也好，个头却不如堂婶们。可祖母从不在乎，只要说起这事，她总说：“看人不看个儿高不高，要看‘事儿’办得高不高。我的两个儿媳妇，在我眼里都是宝。”这般一说，再没人敢嚼舌根了。
后来，两个堂婶各生了一个男孩，而我母亲和婶子的第一个孩子都是女孩。有次，堂哥放学回家饿坏了，捧着雪白的馒头就着红烧肉大口吃着，我在一旁看着，没人让我尝一口。这情景被祖母看见，她一把扯过我便走了。路上，我看见祖母在抹眼泪。回到家，她拿钱去商店给我买了两包桃酥。我吃着桃酥，心里美极了。那日的晚饭也异常“豪华”：满满一大碗方便面，卧着火腿肠和荷包蛋，满屋子都是香油味儿——香味从堂屋飘到院子，又弥漫到整个村子。
我期盼着麦秸垛旁的晚香玉盛开，却害怕夜晚的黑。我小时候胆子极小，不敢走夜路。从我家到祖母家很近，不过五分钟路程，只隔着一条马路和一条常年干涸的河沟，但我吃完晚饭总不敢独自回家。农村的孩子大多顽皮，我却不然。祖母见状，总“教育”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心里敞亮，就大胆走路，有啥好怕的?”可我那时领会不了这话的深意，只觉得路边粗大杨树枝叶的影子张牙舞爪，一刮风就猛烈晃动，让我害怕极了。于是，祖母总会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家门口。
祖母不服老，她总是衣着干净得体，心态年轻，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同时，她又是勤劳贤惠的。九十年代初的农村生活简单朴实，不可能顿顿有肉，但祖母心思巧：摘一把绿盈盈的豆角，揪个紫茄子，兜上一兜青红辣椒。在老式水井旁，压下长长的铁杆，汩汩凉水从铁皮筒里流出，用铁皮桶接着。将圆溜溜的花皮西瓜、红红绿绿的蔬菜放入桶中，整个铁皮桶顿时热闹起来。堂屋的北极星牌老式挂钟敲了六下，院子的灶膛里燃起火苗，厨房案板上传来“咚咚咚”的切菜声，随后是“嗤啦”一声——葱蒜爆锅，倒入肉丁、豆角丁，撒盐、浇酱油，锅铲来回翻炒，一碗香咸适宜的卤就做好了。她先把卤摆在院子的桌子上，用竹筐扣住，再将茄子洗净放入蒸笼。蒸熟的茄子剁碎，掺入蒜末、辣椒段，淋上生抽，浇上热油。这边等着面条出锅，配上美味的卤，再拿出半瓶白酒和一个酒盅，等着祖父回来。
祖父是个老实人，祖母常说他：“给他个钱，能在口袋里装丢了也花不出去。”其实祖父不是不会花钱，而是不舍得——饭粒掉在桌上都要捡起来吃的人，从不舍得大手大脚。祖父话少，眼里全是活儿，总闲不住。祖母说，年轻时祖父出力过猛，落下了哮喘，加上那几年吃不饱饭，他的病一度严重到不能独自行走，去哪儿都得拄着高高的马杌子，走一步喘半天。祖母那时总以为祖父活不了多久，时常偷偷抹眼泪。
“直到你出生，你爷爷的病竟然好了，日子也越过越好。”祖母说这话时，带着点骄傲。是啊，那时父亲娶了母亲，又添了我，本就是双喜临门。“人逢喜事精神爽”，何况祖父营养跟上了，心情也好了，身体自然一天天好起来。身体好转的祖父更闲不住了，家里家外，只要有空地，他总要撒上种子——有种子就有果实，就有丰收和希望。
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风，田野里的油麻秆高高细细地耸立着。祖父在自家田里忙活，每一棵芝麻植株都轻拿轻放。割下的芝麻秆一摞摞用蒲草绳捆好，晒上几天就等着脱粒：又得敲，又得装，还要用细细的罗纱筐一遍遍筛。祖父不仅珍视果实，连一根根油麻秆也舍不得浪费。他把秆背到河边，浸泡在浅水里，几天后再拿来搓麻绳。真真应了“土生土长的东西，浑身是宝”，且每一种用处都被祖父记在心里。
祖父寻来长短不一的木棍、树枝，将叔叔家的一块宅基地围起来，又围着木棍缠上铁丝，围得密实极了。他在里面种菜、种花，甚至养起了鸡鸭鹅。祖母带着我去摘菜时，常常看见大大的冬瓜旁躺着一个鸡蛋，丝瓜落下的花下盖着一个鸭蛋。“闲不住啊，一辈子出力的命，咋就不知道享福呢?”祖母总这样说祖父。可祖父不是不会享福，他只是容易知足，他觉得现在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这样的好日子，过不够啊。
田野上的风光依旧，祖父的园子依然热热闹闹：蝴蝶飞，蜜蜂忙，茄子、黄瓜在太阳底下相继开出紫色、黄色的花，明晃晃的，格外可爱。
当玉米吐出紫黄色的嫩缨时，我因父亲工作调动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祖父和祖母，暂时住在舅舅家所在的一座小城市。离开时，祖母不知道我何时能回来，连夜做了两件棉衣塞进我的行李包。我说：“从老家到Y城，开车只需两个小时。”可这“两个小时”对从未出过远门的祖母来说，已是很远的距离。她不停地叮嘱我：“放假就回来，在学堂要听话。”
城市自然不如田野自由。在田野里，苹果树高高矗立，开着粉嫩的花;西瓜秧趴在地上，开着明艳的黄花;鸟儿飞，虫儿叫，河水哗哗流淌——一切都顺其自然，没人给它们规定章法，却又显得井然有序。这一切，让我日夜思念着老家。
我在长大，看过的风景越来越多，品尝的美食越来越好。但我还是会经常想：如果我没长大，祖母也还年轻，在一望无际的鲁西平原上，金黄的麦子熟透了，我还坐在地头的大树下——那巨大的绿色伞状树荫里，卖冰棍的吆喝声越来越近。一个瘦削白净的老头，骑着破旧的大杠自行车，后车座驮着白色泡沫保温箱，喊着：“冰棍儿，老冰棍儿，又甜又凉的老冰棍儿!卖冰棍儿的来了，想吃的快来买啊!”祖母听见了，放下手中的活儿，在浅蓝色的薄褂上擦了擦手，起身走到保温箱前，接过冰棍递给我，然后继续去田间侍弄庄稼。
当橙黄色的夕阳缓缓落下，在茂密的果树林后渐渐消失，祖母停下活计唤我回家。她随手从麦秸垛里抽一把焦黄的麦秸秆，准备做晚饭。饭后，月华初上，凉风渐起，祖母的低语像夏夜的兰花，芬芳弥漫浸染了整个夜空，也浸染了夜空下静谧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