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灰筒子是我们出村的唯一通道。
我们村夹在南北走向的两座小山之间。村北都是农田和果园，所以村里人出村只能往南走。然而我们村的特别之处在于：20世纪50年代，一条铁路线从北京一路穿山钻岭修筑过来，自西向东经过我们村村南时，人工以巨量土石筑起了三百多米长、十多米高的路基。最后，这段人工路基与村子的东山相连，把出村路一截两断，把南出口彻底封死——就像“口”字写下最后一横。
出村路被“人定胜天”的铁路路基堵死了，怎么办呢?于是在出村大道、路基、东山的三合一交汇点(也就是“口”字的收笔处)，在路基下又挖了一个隧道，水泥白石灰墙壁，叫作“洋灰筒子”。
我们村叫“上沟”，过了洋灰筒子就到了“下沟”。小学校、代销店、村大队部都在下沟。
村民王三发的媳妇彩霞要去下沟。走到洋灰筒子前，念完左边墙上的标语，又念右边的。有俩字不认识，打倒……倒……
洋灰筒子里面不好走。人要出村，必须经过洋灰筒子。水要出村，也必须经过洋灰筒子。夏天，洋灰筒子里经常一地泥泞，只好垫上些石块;冬天，结着厚厚滑滑的一层冰。
我们村大多数人家的鸡冬天不下蛋，所以这件事发生在夏天。
倒……倒……彩霞一边琢磨着“倒”后面那个不认识的字，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洋灰筒子里面走。走到中间，光线最暗的地方，脚抬起来却看不清拿不准往哪落，金鸡独立的两秒钟里，身体失去平衡，倒——倒了。
重新平衡时，人坐在石块上，一筐鸡蛋却碎在了泥泞里。
彩霞挎着一个荆条筐，里面装着攒下的二十个辛辛苦苦的鸡蛋，要拿到下沟的代销店去卖。家里没盐了。
彩霞摸了摸筐里的碎鸡蛋，眼里流出了咸咸的泪水。
彩霞哭着回到家。王三发很生气，不过想到要是埋怨彩霞，会被院子里的母鸡们听见，影响下蛋的积极性，也就忍了。最后王三发连着发了三遍誓：一定要把洋灰筒子里面的破路修好，让鸡蛋顺利地从上沟到达下沟。
我们村子里带“洋”字的东西可不少，洋火，洋瓶，洋油，洋钉子，洋车子，洋柿子……就连压水井也叫“洋井”。后来，洋字都去掉了，洋火变成火柴，洋车子变成自行车，洋柿子变成西红柿，可是“洋灰筒子”这个名字一直没改。
因为洋灰筒子就是这么长年折腾我们上沟人的。
我们村歪歪梨的幸福人生也差点让洋灰筒子给毁了。
下沟的媒婆给歪歪梨介绍了一个对象，叫燕子。媒婆带着燕子姑娘和她的两位亲戚第一次来我们村，走过洋灰筒子的时候，燕子皱起了眉。
后来，媒婆传来燕子家的话：亲事要想成，彩礼除了按照规矩置备外，要额外再买五双鞋，要皮的。因为洋灰筒子里面实在不好走，费鞋，这辈子不知道要费多少双，现在多买五双，一点都不算多。
歪歪梨家只能买得起三双皮鞋，这门亲事就暂时搁下了。
过了些日子，媒婆又传来话：皮鞋三双就三双吧，另外两双要家里做的布鞋也行。
歪歪梨的妈妈一高兴，除了买了三双皮鞋，还一口气做了五双布鞋。
燕子嫁过来后，婆媳关系还不错。
后来听说，要不是燕子看上了歪歪梨，下沟王福雨的老母亲还想托媒婆把燕子介绍给自己儿子呢。王福雨的母亲心里有数，燕子嫁到下沟来，进村出村不用过那个坑人的洋灰筒子，人家不至于提出让自己家买五双皮鞋。
媳妇娶到家，歪歪梨却想到了一件更长远的事：一定要把洋灰筒子里面的破路修好!要不然，万一将来自己的儿子娶媳妇时，重蹈覆辙，再被洋灰筒子坑了，可就太气人也太丢人了。
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冬天的洋灰筒子要比夏天更“难过”。
冬天风大，而且，从北沟刮进我们村里的风，最后都要从洋灰筒子刮出去。
洋灰筒子里面结着冰，就算是没有风，我们走过去都要小心翼翼，更何况风那么猛。每次放学时，走到洋灰筒子跟前，我们总是发怵。
不过我们自有与命运相搏的招数。为了不在冰面上打滑，为了不被风吹倒吹跑，我们六七个人排成一个竖排，后一个紧紧抓住前边一个的衣服或书包带，一个拥着一个，一起向前走。
走得很慢很艰难。
王千铁在当过两次“排头兵”之后，提出了抱怨：“都是我在最前面走，风都吹在我身上。下回咱们得换一换。”大家觉得王千铁说得有道理，为了公平起见，最后商定，每个人轮流当排头兵。
有一回，轮到我当排头兵。我个头瘦小，而那天的风确实很大，吹得我睁不开眼睛，也站不稳，几乎无法前进。
正在这时，我的一位本家小叔叔，放学从后面赶来。他主动站在我的前面，替我当排头兵，替我顶着风，拉着拽着我们一起通过了洋灰筒子。
那年，我们刚上二年级，八九岁，小叔叔上五年级。在我们面前挺身而出的他，也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
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洋灰筒子对我们村里人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分界，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出了洋灰筒子，我们就觉得是到了“外面”;从外面走过洋灰筒子，我们就认为是到了家。
而对于不同个体的人生来说，洋灰筒子有时是一把封闭的锁，有时是一扇敞开的门。
时间转眼过了三十年。
上级领导要来我们村考察道路情况，据说是为修水泥路做调研。
王三发和歪歪梨又高兴又生气：这么多年才想到我们村。
他俩跟村民们提出：一定要让上级领导知道我们村的土路这么多年是多么难走，特别是洋灰筒子里面，那泥洼路是多么坑人。
王三发找到村里个子最矮的成年人张锁头，又和张锁头一起来到有一辆老掉链子的笨重“二八”自行车的于文武家，如此这般地跟张锁头和于文武交代了一番。
领导终于来考察了，坐着小汽车，从下沟方向上来的，一直开到洋灰筒子前才停住，下来好几个人。
村干部，还有王三发、歪歪梨、于文武等村民，围在领导身前身后。
“领导，我们村的土路您都看到了。这个洋灰筒子啊，可就更不好走了。水和人走一条路，夏天是泥，冬天是冰，可把我们上沟人坑苦了。”王三发挤到领导身边说。
“真是个问题。”领导若有所思地说。
“早就应该修了。我们上沟人要想骑自行车出村，就得先过洋灰筒子这一关。自行车一到这，沾得满轱辘都是泥，推都推不动。”歪歪梨在领导身后说。
“光是这短短几十米的隧道，就已经这么难走，何况还要常年走土路，真是不容易。道路问题，确实是一个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大问题。”领导说话就是有水平。
“对呀，领导说得对。哎呀，领导您看，我们上沟有人骑自行车下来了……”
只见一个身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洋灰筒子里，正艰难而极缓慢地扛着一辆自行车往下沟方向移动。
“群众真是太艰难了。”领导面色凝重地摇摇头，“那个村民怎么看起来那么矮?”
“领导，他不是个子矮，他是腿陷在淤泥里了。洋灰筒子里泥太深，他还得扛着自行车，费老劲儿了。”王三发“解释”说。
“是啊，领导。他这自行车还算是轻的呢，要是在过去，那种‘二八’加重自行车，我们走洋灰筒子就更费劲。”于文武挤到领导对面说。
“真没想到，群众出行竟然会这么艰难，真是不看不知道啊。修，这路一定要修!你们这个洋灰筒子还要重点修好!请大家放心，我回去马上开会筹备修路。”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领导考察结束。坐上汽车离开之前，领导又打开车窗跟王三发歪歪梨于文武等几位村民握了手，还特意叮嘱村支书：“请转告洋灰筒子里那位扛着自行车还没出来的村民，就说让他受苦了。”
这个时候，张锁头确实在受苦：他原本不高不壮的身体正艰难费力地扛着“加重”自行车，深深“陷”在洋灰筒子的“淤泥”里。
领导的汽车刚一开走，王三发赶忙冲着洋灰筒子里面喊：“快把自行车放下吧，不用猫着腰了。你的任务完成了。”
歪歪梨学着领导的口气说：“让你受苦了。”
“可不嘛，真是让我受苦了。”张锁头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扔，直起腰来，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抱怨：“这个破自行车，真够沉的。还不能直腰，都快累死我了。”
“你没白受累。你可是为咱们村立了大功。”刚明白怎么回事的村支书哭笑不得地说。
当天晚上，王三发张罗着请大家到他家喝酒吃饭。彩霞做了不少菜，其中一盘葱花炒鸡蛋，鸡蛋竟然放了十个。
领导真是个心系百姓、说到做到的好领导。两个月之后，挖掘机、铲车、水泥罐车开进我们村，王三发、歪歪梨、于文武等人都被招进施工队——“土路变水泥路”的修路工程开始了。
王三发、歪歪梨当年真是没白发誓，三十年后，他俩仍然说话算话。我们上沟的全体村民，要感谢他俩一辈子。
修路很快就从村北头修到了洋灰筒子。按照规划，洋灰筒子靠西侧洞壁要留出一米宽的水道，水泥打底;剩余路面全部在水道基础上再打上二十厘米厚的水泥。
头天晚上，王三发先来到歪歪梨家，如此这般商量一番。然后两人分头到各位施工队队员家去了一趟，如此这般再商量一番。最后，各位施工队队员又连夜分头到村里其他非施工队队员家里去了一趟。
第二天一大早，五点钟，天刚亮，我们村的村中大道上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多年里少见的一幕：村里几乎所有的年轻的年老的男人，一个个手里拿着水桶、铁锨、抹子、压板、锤子等干活工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浩浩荡荡地，直奔洋灰筒子……
七点半，平时施工队正常开始工作的时间，施工队负责人带着另外一些工人从镇里赶来了。
洋灰筒子里的情景让他又惊又气、捶胸顿足：“我的老天!你们这是啥意思?洋灰筒子里都快铺完水泥了?路面怎么这么厚?怎么回事，你们这是谁的主意?”
刚才一起干活的非施工队队员在七点半之前早就撤离现场回家了，只剩下王三发、歪歪梨、于文武他们几个，在洋灰筒子里，装模作样地铺最后的两米路。
“不按规划擅自施工?我干工程几十年还是头一回遇见你们这样的工人。洋灰筒子里的路面就铺二十厘米厚，你们现在铺的足有四十厘米，超出预算你们给掏钱啊?亏死我了，亏死了……”负责人蹲在地上，都快哭了。
“领导说了，洋灰筒子要重点修好!”王三发硬着头皮应对。
“一下雨，二十厘米路面根本不够高，四十厘米没准水还能漫上来呢。”歪歪梨“据实力争”。
“洋灰筒子里面是厚了点，咱们在别处给铺薄点，不就找补回来了吗?”于文武“安慰”负责人。
路面马上就要全铺完了，不可能再返工，施工负责人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最后，整个路面全都铺上了四十厘米厚的水泥。
“亏死我了，亏死了……”负责人在洋灰筒子外抽着烟团团转。
“这回咱全上沟人心里可就踏实了。”歪歪梨歪着头斜着眼跟其他几位说。
原来，头天晚上，王三发找到歪歪梨，然后又到各施工队队员家里串联，就是为了商定这件事：抓住这三百多年不遇的机会，把洋灰筒子里原定铺二十厘米厚的水泥路，铺成四十厘米厚。这样，路面就“踏实”得多，被水漫过的概率也小得多。
别小看这二十厘米的差距，这对全上沟人来说，可是一个“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大问题”。
大家当然一拍即合，然后，又连夜分头到其他村民家，找帮手，搬救兵。
那个晚上，我们村里的每个男人都异常激动和兴奋，大家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连夜动手。
第二天一早，两个多小时，人心齐，泰山移，六十岁的洋灰筒子里换了新天地。
当天晚上，换成歪歪梨张罗着请大家到他家喝酒吃饭，“庆祝自己和王三发当年的誓言终于实现”。燕子给大家做了很多好菜。喝完吃完离开的时候，燕子还拿出一双布鞋，非要让王三发拿回家送给彩霞。
“我都收藏了三十年了，还有两双呢，我一直没舍得穿。”燕子说。
燕子和彩霞都有机会穿着布鞋在我们村新修的水泥路上走一走，遗憾的是，我的本家小叔叔——那个曾经在冬天的大风中，替我当排头兵拉着我们过洋灰筒子的孩子，这辈子却没能享受到这种便利和喜悦。
就在“土路变水泥路”的前几个月，正值壮年的他患上了癌症，被送到市里医院。当他再次回到村子的时候，这一路上水泥路是修好了，洋灰筒子里也不再泥泞了，拉着他的汽车也不再颠簸了，他却再也看不到感受不到——他已经在医院里去世了。
三十多年里，直到现在，我一直清晰地记得当年小叔叔领着我和小伙伴们顶着凛冽寒风艰难前行的情景。每每想起，我的眼里和心里，总会涌起阵阵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