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县是没有多少名胜古迹的。过去年代较久，建筑上有特点的，是几座庙：承天寺、天王寺、善因寺。现在已经拆得一点不剩了。西门宝塔还在，但只是孤零零的一座塔，周围是一片野树。高邮的“刮刮老叫”的古迹是文游台，这是苏东坡、秦少游等名士文人雅集之地，我们小时候春游远足，总是上文游台。登高四望，烟树帆影、豆花芦叶，确实是可以使人胸襟一畅的。文游台在敌伪时期，由一个姓王的本地人县长重修了一次，搞得不像样子。
文游台是高邮的名胜，声望主要在于其所累积与承载的文脉。乡土中国历来有崇文尚教的传统，不但官家士绅读书是本务，就连商旅们也强烈地渴望读书。虽或为条件所限，或为能力所束，但“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人们普遍的梦想。人们虽然总是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即使在今天的农村，“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这里说的教育大抵专指读书识字。“汗滴禾下土”的农民虽然骄傲自己养活了城乡世界，但他们依然希望后代能离开乡土，跳出“农门”，跃入“龙门”，成为“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实现这种身份的变化和命运的翻转，最可依靠的路径是读书，所以一个地方和读书有关的建筑是神圣的，是文脉所系的高地。
历史上的文游台只是一个几十米高的土堆，且并非在东岳行宫泰山庙之后。新修《高邮县志》第十九篇《文游台》载：“文游台位于高邮县城东北角的土山(又称东山)上，土山相对高度约35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道士李守坚在其上修建东岳行宫(俗称泰山庙)。其上又有台。”此言值得推敲。据乡人陈友兴考证，《舆地纪胜·卷四十三》载：“东岳庙，在城东三里五十步。太平兴国中建，为屋几千楹，为东淮祠庙之冠。”“文游台，在郡城东二里。”《舆地纪胜》之取材来源，当为宋代的高邮方志。《江苏古方志》载，宋代的《高邮方志》，有嘉泰中鲁颖秀编《高邮志》十二卷，嘉定中汪纲所编《高邮志》十卷。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必取材于这一时期的高邮方志。就文字而言，“郡城东二里”与“ 城东三里五十步”，当不存在笔误的可能性。
因此，宋朝之泰山庙与高台皆有，但并非今天的位置关系，如今前庙后台的格局是清朝时期形成的。但“台”一直存在，且因为文人、文章、文学而名噪一时，后便成了这座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地标，乡人又因台庙一处，遂以“泰山庙”统称这一地区。1991年汪曾祺回乡，乡人央其为文游台题词。因为台上楼阁西窗有李一氓所题“湖天一览”，汪曾祺便将文管会同志所拟的“嘉禾尽观”改为“稼禾尽观”。这既与他幼年时在此见到“烟树帆影，豆花芦叶”之景相应，改流俗的“嘉”字为“稼”，也回归到朴素的草木本身，确实是神来之笔。
一
苏轼来过高邮多次，最重要的当是他载酒吟诗后，让一处本是泰山庙之上的土堆被雅称为文游台的那一次。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东岳行宫，民间俗称“泰山庙”。《高邮州志》载：“宋苏轼过高邮，与寓贤王巩、郡人孙觉、秦观载酒论文于此。时郡守以群贤毕集，颜曰文游台。”自宋以来，此处名胜一直吸引四方文人学士前来访古拜贤。宋代诗人曾几在《文游台》诗中写道：“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香莼紫蟹供怀酌，彩笔银钩人唱酬。”
1078年，苏轼移职徐州，秦观前往拜谒，并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秦观作《黄楼赋》的文采让“坡仙”十分欣赏，称赞他“有屈、宋之才”;秦观对这位大腕级的诗人也是仰慕至极，称赞苏轼：“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已南能几人?”
1079年，苏轼从徐州调到湖州不到三个月，就因为有人弹劾他“文字毁谤君相”，被捕入狱，几乎砍头。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此案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段时间，他心灰意冷，“东坡居士”就是这时期起的名号。
1084年秋，苏轼到了高邮。里下河的秋天正是米熟鱼肥的季节。此前诸位师友只是“分小组”聚会，这次终于完成了大团聚。泰山庙上，看大水汤汤，南下北上，甓社湖神光熠熠。而真正的光彩是这次相逢让一座庙、一个城市、一段历史生辉。
这次聚会成就的不只是后来的文化胜地“文游台”，更是挥散不去的诗情画意，滋润了多少代后人。秦观在《送孙诚之尉北海》中赞美自己的故乡：“所以生群材，名抱刑山璧。”“生群材”三个字绝对不是夸张——宋英宗治平年间，高邮一年就出了三个进士，即孙览、乔执中、孙升。
关于文游台，汪曾祺的叙述更为可靠：
泰山庙正殿的后面，即属于文游台范围，沿砖路北行，路东有秦少游读书台。更北，地势渐高即文游台。台基是一个大土墩。墩之一侧为四贤祠。四贤名字，说法不一。这本是一个“淫祠”，是一位蒲圻“先生”把它改造了的。蒲圻先生姓胡，字尧元。明代张綖《谒文游台四贤祠》诗云：“迩来风流文澌烬，文游名在无遗踪。虽有高台可游眺，异端丹碧徒穹窿。嘉禾不植稂莠盛，邦人奔走如狂朦。蒲圻先生独好古，一扫陋俗隆高风。长绳倒拽淫象出，易以四子衣冠容。”这位蒲圻先生实在是多事，把“淫象”留下来让我们看看也好。我小时到文游台，不但看不到淫象，连“四子衣冠容”也没有，只有四个蓝地金字的牌位。墩之正面为盍簪堂。“盍簪”之名，比较生僻。出处在易经。《易·豫》：“勿疑，朋盍簪。”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孔颖达疏：“群朋合聚而疾来也。”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快来堂”。我觉得“快来堂”也挺不错。
……
盍簪堂后是一座木结构的楼，是文游台的主体建筑。楼颇宏大，东西两面都是大窗户。我读小学时每年“春游”都要上文游台，趴在两边窗台上看半天。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油菜、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缓缓移动的船帆叫我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
汪曾祺早年在祖父的指导下练习写字，论及宋人书法，他讲：“但我觉得宋人字是书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点是少拘束，有个性，我比较喜欢蔡京和米芾的字(苏东坡字太俗，黄山谷字做作)。”对于文游台与苏轼的关系，汪曾祺作为一个高邮人的评价倒是中肯的：
文游台的出名，是因为这是苏东坡、秦少游、王定国、孙莘老聚会的地方，他们在楼上饮酒、赋诗、倾谈、笑傲。实际上文游诸贤之中，最牵动高邮人心的是秦少游。苏东坡只是在高邮停留一个很短的时期。王定国不是高邮人。孙莘老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个很古板的印象，使人不大喜欢。文游台实际上是秦少游的台。
文游台乃小城文脉所在，内中有秦观“读书台”遗迹，但这大概只是善意的附会。不过泰山庙前的屋舍后来建了秦观的纪念馆，居左的屋舍也做过乡贤的供祠，汪曾祺逝世后，曾一度改为“汪曾祺文学馆”，十数年间无数人来拜谒。纪念秦观的屋舍又曾作“水鉴馆”，以纪念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原水鉴馆后面则是泰山庙(今恢复为岳帝庙)的屋舍，展陈过十数年乡人徐平羽的事迹。1931年的文游台所在之处是绝对的郊野乡间，但这里也留下过令人动容的往事。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泰山庙(文游台)是经常出现的地理场景，可见其对这处本邑名胜颇为留心在意。在《鸡鸭名家》中，老板优待技高一筹的炕房师傅余老五，为其在泰山庙后找了一块坟地。那里是一片短松林，“蚕豆花开得闹囔囔的，斑鸠在叫。”在《大淖记事》中，少女巧云看戏有个“好座”、刘号长等人劈头盖脸打十一子的场景，都被安置在泰山庙。如果说这些还是小说家假借的依托，那么在《我的父亲》一文中，他回忆父亲1931年在泰山庙救灾的情形更为直接可靠：
我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蹚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
父亲横执竹篙去赈灾，去的正是灾民聚集的泰山庙。这根篙子所连接的历史是这个小城不可忽略的一次灾难，也牵带出一帮侠肝义胆的文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城外乡野之地，曾经风韵雅致的地方，正发生着拯救乡民的故事，这是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偎。
二
高邮人徐平羽长汪曾祺11岁。1931年大洪水的时候，徐平羽22岁。徐平羽原名王为雄，别号红豆村人，化名白丁。徐平羽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1928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次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支部书记。1930年春因领导学潮被捕，后被营救出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上半年，徐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以组织员身份回高邮重新组建被破坏的高邮地下党组织，次年因身份暴露离开高邮。
徐平羽回到高邮的时候，高邮正遭遇特大水患，而中共在高邮的早期活动也波折起伏。他一面参加救灾，一面组织开展进步活动。徐平羽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还帮助过掩埋尸体，送衣服、送烧饼、抬死人、抬伤员，搞救灾工作。”据乡人陈其昌访问的当事人许长生回忆：当时在庙巷口，徐平羽与共产党员夏普天等人彻夜长谈，秘密行动，起草了一批文稿、挽联，油印传单，大意为运堤因年久失修，天灾突降，致使运河决堤，应斩除罪魁祸首，告慰海底沉冤……后因走漏消息，只好把传单等付之一炬。
这时候的汪曾祺正在高邮县立第五小学读书，徐平羽的战友夏普天他是认识的。在汪曾祺眼里，夏普天是个教书的先生。《我的小学》中有对这位先生较为生动细致的描写：
……这张会议桌平常不开会，有一个名叫夏普天的教员在桌上画炭画像。这夏普天(不知道为什么，学生背后都不称他为“夏先生”，径称之为“夏普天”，有轻视之意)在教员中有其特别处。一是他穿西服(小学教员穿西服者甚少);二是他在教小学之外还有一个副业：画像。用一个刻有方格的有四只脚的放大镜，放在一张照片上，在大张的画纸上画了经纬方格，看着放大镜，勾出铅笔细线条，然后用剪秃了的羊毫笔，蘸炭粉，涂出深浅浓淡。说是“涂”不大准确，应该说是“蹭”。我在小学时就知道这不叫艺术，但是有人家请他画，给钱。夏普天的画像真正只是谋生之术。夏家原是大族，后来败落了。夏普天画像，实非得已。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夏普天是我们县的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夏普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孩童，汪曾祺关注的只是眼下的水灾。他们家也是被困的民众，但并不能算是灾民——以汪家的情形，饱腹糊口是无虞的。因为没有受到饥馑的困扰，汪曾祺有机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这场水灾，他甚至连水退后墙壁上的水印子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我的家乡》中，他回忆道：
我们家住进了竺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同时搬到茶馆楼上的还有几家)，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河”里翻滚着箱箱柜柜，死猪死牛。“河”里行了船，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很多人家爬在屋顶上、树上)。
这里，汪曾祺回忆的是城区情况，而当时乡村的情况更是堪忧。在小说《钓鱼的医生》中，这场大水的凶险以及洪水带来的饥馑、瘟疫等次生灾害更是令人揪心。对于汪曾祺而言，泰山庙已经地处乡下。这个离汪家田产窑庄所在地不远的地方，以泰山庙周边地势稍高的地方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难民避难聚集地。《钓鱼的医生》虽是小说叙述，却也可见形势的危急：
他听说泰山庙北边有一个被大水围着的孤村子，一村子人都病倒了。但是泰山庙那里正是洪水的出口，水流很急，不能容舟，过不去!
此时里下河的广袤乡土一片汪洋，生灵涂炭。这位汪家大少爷只是听说了泰山庙周边灾民的情况，这场大水带来的危害，绝不是墙上退不去的水印那么简单。泰山庙及其周边的情况还相对好一些，它多次出现在汪曾祺后来的文字里。
水灾爆发于1931年8月26日凌晨，高邮运河多处决堤，高邮和里下河各县尽成泽国，千万百姓顿遭灭顶之灾。无数求生的灾民在屋顶和树上避难，呼天喊地，备受煎熬。逃过水灾一劫的灾民紧接着又遇到瘟疫流行，病死者不计其数。据《运河专刊》记载，里下河地区有1320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倒塌房屋213万间，物产损失达2亿元以上，受灾民众约58万户350万人，140多万人逃荒外流，77000多人死亡，其中被淹死的有19300多人。
这场水灾本身、水灾后的饥荒瘟疫以及灾后重建给里下河地区带来的困厄是巨大的。此时，回到故乡高邮的徐平羽恰好利用这次自然灾害后参与救灾的机会，开展了唤醒民众的运动。这场灾难虽为天灾，但水利部门的腐败、当局对时势的误判等因素也是导致这场水灾演变为特大洪水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平羽知道，灾难使运河大堤出现许多“缺口”，也使腐朽的统治出现“缺口”。这种情形对于早期革命活动家而言，既是危险也是机遇。由于初次组织的运动遭到破坏，次年春，徐平羽借助赈灾与自救的机会，再次组织了进步运动。1932年2月，高邮县修筑运堤的民工因国民党官员克扣工资而举行罢工，2月10日，江西瑞金中共中央临时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9期)报道了这一消息。3月，徐平羽组织群众在泰山庙为民国二十年水灾中的死难者召开追悼会，会场上设置了徐平羽亲笔所书的几副挽联，其中有：运河年久失修，竟闯下滔天大祸;快斩罪魁祸首，以告慰海底冤魂。又有：怅恨过西堤，容易秋风增旧感;登临眺东郭，那堪衰柳对斜阳。追悼会上，徐平羽以《是天灾还是人祸》为题发表演讲，演讲中他激愤地问道：“问浩劫何来?虽曰天时，岂非人事?为长堤善后，不在官吏，而在吾民……”
是年3月，春荒严重。县国民政府救济不公，灾民饥饿难忍，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群众掀起抢米风潮。到了7月份，徐平羽等发动高邮旅外(沪、宁)大学生创办《劲草》周刊，撰文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秋冬期间，徐平羽离邮去沪。其时，徐平羽住在同学兼内亲的丘原家。据知情人回忆：有一天，徐平羽忽然约丘原夫妇出去喝酒。徐平羽酒量很大，而丘原平素不胜酒力，妻子能喝点黄酒。那天他们共喝了二斤黄酒，主要是徐平羽喝的。他那天喝酒时言语不多，心中似乎有什么不快，但又不便明言，只能喝闷酒。回到家，徐平羽便醉酒大吐，仿佛终于吐出了心中郁闷。老同学虽然知道他内心有苦闷，但也无从慰藉。
徐平羽生于己酉年，汪曾祺生于辛酉年。1932年，时年12岁的汪曾祺只是个汪家大院少不经事的“惯宝宝”，而徐平羽已经是一位历经考验的革命者。同样是文游台，对汪曾祺而言，那里只是个春游的好去处，然而在革命者徐平羽眼里，那里是苦难深重的全中国的一个缩影。
虽然是1931年特大洪水的亲历者，但汪曾祺不过是眼看耳闻了一些苦楚的情况，徐平羽组织的进步活动他是不清楚的——从他回忆夏普天的文章来看，多年后他才模糊地知道与徐平羽交往甚多的夏普天是本县早期参加进步活动的人士。对徐平羽等革命志士来说，泰山庙是一处灾难的见证地，是他们突破当时政治防线的一个“缺口”。泰山庙于这位既参与救灾又组织革命运动的高邮人而言，是具体的工作地点，更是一处精神寄托——这里的庙和台都不高，但却是他当时的一处精神高地。
三
1932年，徐平羽出走他乡，几年后汪曾祺也游学外地。他们都成了离开家乡的游子。徐平羽曾于1943年、1946年、1965年回乡三次，其中因为1943年是“秘密遣返”，所以鲜为人知。而后来身处和平年代的汪曾祺，同样也仅在1981年、1986年、1991年三次回过家乡，冥冥之中，两人的遭遇颇为相似。按照常理说，这两位出走他乡的乡贤似乎是有机会相见甚至相识的——至少有两次机会：一次是沪剧《芦荡火种》在上海演出，徐平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次是京剧《沙家浜》在京创作的时候，徐平羽任文化部副部长。可见，徐平羽的工作职责是分管文化工作，但遗憾的是，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两人没有人生的交集。如果不讲后世的遭遇，只谈出身，本名王为雄的徐平羽出生的家族也是本地名门，其时伪县长王仲宜是其族亲。我访汪朗先生时问及此中情形，得知汪曾祺是知道这位老乡的，且晓得他是文物专家。徐平羽去文化部工作，其间因为特殊原因，身陷囹圄几年后又卧病多年，直到1986年离世，终究没有能与时在北京京剧团工作的小老乡汪曾祺一晤。
徐平羽和汪曾祺就像从家乡出发的两列载着乡愁的列车，有着相似的精神和文化的底色，最终还是在平行的轨道上擦肩而过。
当然，萍水虽未相逢，精神上未必就没有相望。同是文人，如果能像苏轼与秦观那样既能在精神上相望，又能在现实里相逢，为后世留下佳话，那自然是美好的事情，然而命运的擦肩而过亦不妨碍精神上的殊途同归，徐平羽与汪曾祺大抵如是。
高邮是个吸引文人关注的地方，也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因为苏东坡与秦观等在此载酒论文，泰山庙成为高邮精神与文化的高地。汪曾祺多次登临文游台，仰慕圣贤，自己最终也成为一名文学家;徐平羽当年在文游台组织演讲和示威，后来的革命道路一路坎坷，然终究成为一名文物专家——文化的光芒，到底给这两位高邮人赋予了什么样的神奇力量呢?
文游台上所留遗迹众多，特别是墨宝诗文。汪曾祺在《文游台》中回忆道：
……我们小时候对盍簪堂的兴趣比四贤祠大得多，因为堂的两壁刻着《秦邮帖》。小时候以为帖上的字是这些书法家在高邮写的。不是的。是把各家的书法杂凑起来的(帖都是杂凑起来的)。帖是清代嘉庆年间一个叫师亮采的地方官属钱梅溪刻的。钱泳《履园丛话》：“二十年乙亥……是年秋八月为韩城师禹门太守刻《秦邮帖》四卷，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而殿以松雪、华亭二家。”曾有人考证，帖中书颇多“赝鼎”，是假的，我们不管这些，对它还是很有感情。我们用薄纸蒙在帖上，用铅笔来回磨蹭，把这些字“搨”下来带回家。有时翻出来看看，觉得字都很美。
高邮历来崇文尚教，所来游历的大师巨匠亦多，留下笔墨诗文者不胜枚举。乡人王鹤所编《古代诗词咏高邮》收入诗文三万首有余，更不论那些已散落民间的佳作。论及书法，因为黄庭坚乃高邮人孙觉的女婿，“苏门四学士”中又还有高邮人秦观，所以高邮所存遗墨也颇有名。如《秦邮帖》中所收《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乃为苏轼手书，只有二百多字,黄庭坚赞其“应作二百几十颗明珠观”。清蒲松龄任高邮知州孙蕙幕僚时，更是留下“高邮文物，号称名区”的赞叹。
正是因为受到自宋以来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的浸染，高邮一直以文名世，及至民国初年犹薪火相传、蔚为壮观，出现了诸如宣哲、王陶民、韦子廉、徐平羽、汪曾祺等一大批文人墨客。这些文人的出现绝非偶然，在精神坐标上，有文游台这样的高地耸立，彰显着过往的光芒，也鼓舞着后人追慕随行。
鲜为人知的是1943年，时在新四军工作的徐平羽回到阔别二十一年的家乡高邮。据乡人姚维儒寻访，徐平羽回高邮后，来到他的同学兼内兄的丘原家，寻问当年保存的古玩字画是否仍在。丘原答道：“原封未动，当物还故主。”徐平羽保存的字画中，有不少是王陶民(王陶民即汪曾祺《鉴赏家》中季陶民的生活原型)的作品。王陶民与徐平羽感情深厚，常有书画往来。王陶民稍长徐平羽数岁，欣赏徐平羽为人爽直，国学基础深厚，两人谈吐契合。徐平羽除了与王陶民私交甚厚外，与王陶民的哥哥王蕴之、王荫之的关系亦佳，尤其王荫之写得一手好字。徐平羽虽比他们年幼，但经常在一起谈论书画。事实上，徐平羽与王氏兄弟的酬唱也并非孤例。大概从苏东坡来高邮留下“四贤聚会”的佳话后，高邮历史上文人间的雅集就从未中断过——当然，放之于四海，这种文人间的酬唱与交好也是平常事。不过在高邮，自宋建军城以降，城市形制与规模成型之后，这里一次又一次文化、文艺、文学的高潮便未曾间断过。这座小城除了运河之滨的地理位置永固外，其文脉的经久传承也是江淮地区的“独旗杆”。
离开家乡的游子没有忘记文游台所象征的文艺精神，只是现实让脚步难以踏上归程。随新四军转战苏中的徐平羽，在征途中曾经收到少年同窗挚友宋大鹤于高邮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诗一首：“十年不见狂乎子，诗酒花风百事哀。跃马穷荒知倦否?灯明头白可归来。”徐平羽百感交集，回信中也附诗一首：“十年磨剑几经乖，鼎沸中原百姓哀。百战不辞裹马革，河山再造卜归来。”
归来，成为游子心中永远的痛。人虽不归，魂却未走，归来不过是完成现实中的一个仪式。文游台上文风浩荡，看得见高邮湖上的万顷碧波，这一切都是走得再远也离不开的事情——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1996年，徐平羽逝世十周年。徐平羽遗孀林琳女士带着徐平羽的骨灰回到高邮。她将徐平羽的骨灰撒入高邮湖中，从此，这位游子与家乡的湖光山色永远不再分开。次年春末，汪曾祺在北京逝世，其北京墓碑上新刻的字似也有这样的深情：高邮 汪曾祺。魂归珠湖，魂在珠湖。文游台上可以望见的波涛是游子一生的牵挂之地和心安之处。
1991年汪曾祺回乡，乡人为其治印一枚，作“珠湖百姓”——这与徐平羽长眠湖水一样，都是魂归珠湖。他们的世界里一定有同一处乡土之地，那是高邮湖上浩荡的湖风，是泰山庙上绵延的文风。被珠湖养大的孩子，百年后梦里想的还是那汪宏阔的湖水。那个在泰山庙里春游的孩子，到了垂垂暮年仍不忘旧迹，读的还是秦少游充满乡情的文章，吹的还是文游台上的文风：
柳花帆影草如茵，遗踪苍茫尚可寻。遥想凭栏把卷处，吟诗犹是旧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