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300万元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潘石屹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时强调，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法制晚报》7月24日)
一石激起千层浪，当下舆论呈现两极分化：有人认为潘石屹属于“吃了奶忘记娘”、“崇洋媚外”的典型代表，甚至将其“上纲上线”，上升到道德审判的高度;有人则认为“钱是人家的，爱给谁给谁，你管得着吗!”斥责批判者的“酸葡萄”心理。冷思之道，我们不妨中庸视之。
首先，潘石屹是一位企业家，既如此，他赚的钱，自然有自由支配的权利。一些人质疑其动机，但无权干涉其行为，而潘石屹在回应捐款哈佛时曾表示，“只助海外中国贫困生”，似乎让人觉得钱用在“自己人”手里，大家“稍安勿躁”，不用担心。在此，又有人挥舞着道德大棒：“中国广大农村的中小学，连像样的校舍都没有，有些贫困县，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去。”言下之意，潘石屹的钱应该“砸”在这些地方。但潘石屹，他只是企业家，非政府官员，非“有关部门”，中国基础教育条件落后非他一人造成的，亦非一朝一夕便能出现质的飞跃。
其次，潘石屹捐款行为再次反映出中国募捐体制，特别是慈善公益事业的种种诟疾，郭美美引发“中国红会事件”，回味起来至今仍在发酵。其实，当下国内有很多有主动意愿的捐款者，但他们不敢轻易“下手”，是源于他们在观望，他们在期盼中国慈善捐赠环境能冲出雾霾，走向阳光。
再次，同其他世界一流学府相比，中国的社会募捐缺乏必要的制度设计，使人感到杂乱无章。很多大学，特别是中央“青睐”的重点大学，这些学校只想争取国家经费，不重视社会募捐。即便能获得社会募捐，在回报捐赠者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更有甚者，挪用国家专项拨款、巧立名目、贪污受贿，一身的铜臭味，成天想的是，怎样削尖脑袋往孔方兄里钻，这无疑刺伤了捐赠者那颗炙热的善心。再有，很多国内大学毕业生，一旦离校，几乎与母校“失联”，除非这位毕业生有朝一日功成名就，那他才有可能被母校“请回去”，目的很明显：捐钱!还有的高校担心学生一毕业就“人间蒸发”，还扣押毕业证书要求学生必须在离校前归还贷款。上行下效，倘如此对待莘莘学子，一些成为“高大上”的校友又有何理由关注母校的发展!而美国大学，重视学生求学中的动态，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学生毕业之后，也会通过校友会组织，持续关注校友的事业发展，甚至心理动向。像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近50%(普林斯顿大学高达近70%)，而中国大学有哪一所学校尚能做到?无怪乎，一些日后成为“高大上”的“土豪学子”不愿捐助母校，只因为母校已非心中的学校。
为此，我们不难理解潘石屹为何把钱投在远在异乡的国人，正如SOHO中国CEO张欣所言的，“我们不担心中国学生受了好的教育之后不回国。他首先是对人类的贡献，然后才是他到什么地方去工作，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这些要求。”我们应反思中国捐赠体制的问题根源在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的现代大学精神丢在了何处!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募捐事业才会迎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