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新旧思想在激烈角逐中，乾坤变革在悄然酝酿中。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关注着中国，列宁的目光注视着东方。
维经斯基一行到达上海的时候是个雨天。四月的上海，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阴晴不定，一出太阳就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下点小雨就阴冷缠绵满地泥泞。呼吸着潮湿的空气，看着雨幕里朦朦胧胧的城市街景，维经斯基有点怀念北京，尽管昨天才刚刚离开。这个季节的北京天清气朗，干爽明丽。那是一个不爱下雨的城市。
让维经斯基怀念的，还有在北京遇到的一些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北京大学俄语教员、“中国通”鲍立维、伊文，还有那些北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对远道而来的布尔什维克，给予了最热忱的欢迎。看着他们青春洋溢的面孔，维经斯基似乎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他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如列宁所愿，成为与苏俄友好的“兄弟国家”，列宁期盼的“兄弟党”，也一定会在中国成功创建。
维经斯基的目光透过细密的雨帘，凝视着这座披着神秘面纱的陌生城市。他思考着此行的秘密使命，心里默念着：南陈，北李。
维经斯基是苏俄成立后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第一次来中国那年，他才27岁，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与干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经久难忘的——
“他身材不高，脸上棱角分明，有一双明亮的能洞察人心的眼睛，说起话来用词不多，也不太连贯，但是他却有着绝非常人能及的大无畏精神，拥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办事干练，经常带着武器和文件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时刻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著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马克·卡扎宁语)
精明、机警、勇敢、忠诚，这是维经斯基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意志品质，也是被选作红色使者的重要原因。
维经斯基，本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名查尔金，1893年4月出生于俄国涅韦尔市，父亲是一名森林工厂的管理员，家境贫寒。维经斯基中学毕业后，家中没钱供他继续上学，14岁便进了工厂，当了三年印刷厂排字工人，又当了三年会计。
20岁那年，维经斯基前往美国谋生。从闭塞的俄国农村来到美国，维经斯基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不久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为他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活动家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学习之余，他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他们在做的事，是为了让广大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开始关心政治。1915年，他在美国加入社会党。
1917年11月，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很多在美俄国人欢欣鼓舞，纷纷回国，准备为建设一个全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力。急不可待的维经斯基从美国旧金山起程回国，很快抵达俄国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已被白军和美日干涉军控制，他一时无法去其他城市，索性就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不久，美日干涉军用武力捣毁海参崴的苏维埃政权，维经斯基不得不随红军前往更遥远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918年11月，原沙俄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叛乱，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公然与列宁分庭抗礼。维经斯基受俄共指派，参加红军情报机关，出色地完成了地下情报和兵运工作，特别是成功策划了伊尔库茨克工兵大起义，为红军最终消灭“苏维埃最凶恶的敌人”(列宁语)立下汗马功劳。战斗结束后，维经斯基又被派往海参崴参加工作，因叛徒出卖，被当地的日本占领军逮捕后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做苦役。
身陷困境，维经斯基没有灰心丧气，也没有消极等待，他暗暗蓄积力量，伺机进行斗争。他悄悄联合了岛上其他被流放的政治犯，策动囚犯大暴动，最终成功逃离流放地，重获自由。
1920年1月，维经斯基回到海参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第一次成为现实，也使苏维埃新政权陷于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处于严重的困难和孤立之中。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封锁了中俄边境，使中苏交通阻断。1919年3月，列宁创建了共产国际，专门支持、发动、帮助和组织各国的革命政党，特别关注远东与俄国有漫长边境线的中国的动向，希望出现有利于苏俄革命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1919年7月，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 ，宣布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1920年3月25日，上海的进步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在中国首次刊登了宣言原文。苏俄的宣言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赏和欢迎。
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远东局(又称西伯利亚局)，负责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远东局下设海参崴分局东方民族处，维经斯基也成为该处成员。
这年春天，封闭了一年多的中俄交通终于恢复，让远东局的“目光东向”战略有了实施的条件，派遣代表团去中国迅速被提上议事日程，27岁的维经斯基被委以重任。
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向维经斯基下达了秘密指令：“与中国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同时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
4月初，维经斯基率领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从布拉戈维申克出发，经哈巴罗夫斯克，到哈尔滨，转天津，最后抵达北京。代表团成员包括维经斯基的妻子库滋涅佐娃，翻译杨明斋，还有另外一对夫妇——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25岁的马马耶夫是苏俄红军军官，马马耶娃是莫斯科歌舞演员。两对年轻的夫妇都是丈夫英俊妻子美丽，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结伴去中国旅行。路遇盘问，他们便掏出护照和记者证，告诉对方，他们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建“华俄通讯社”。
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居住在王府井大街不远处的一幢外国公寓里。不久，又有两位俄国人悄然来到北京与他们会合。一位干练的女士名叫萨赫扬诺娃，她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三个月前，她曾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信，建议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另一位身材高大、蓄着大胡子的男子名叫斯托扬诺维奇， 是长驻哈尔滨的记者，也是俄共党员。他俩是前来协助维经斯基一同执行特殊任务的。
虽然出发前收集了一些中国的情况，但中俄交通的一度中断，而远东局也成立未久，对中国的情况收集有些力不从心，因此维经斯基对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形非常陌生。他们的任务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谁是领袖人物?应该找谁?他们心里没底。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商议一番后，决定先由杨明斋出面去打探情况。毕竟，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张中国面孔出去打交道要方便很多。
按照事先的计划，杨明斋来到了北京大学，拜访了在该校任教的俄语教授波列伏依(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鲍立维从小在海参崴长大，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研究《诗经》的汉学家。1918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跟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进步文化人一直交往密切。
鲍立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一到中国，就关注到《新青年》杂志的进步倾向，也留意到经常在《新青年》上撰文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大名。尤其是看到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便有心与之结交。他专程来到北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访李大钊。鲍立维递了几本小册子给李大钊：“李先生，这几本小册子是从莫斯科带来的，送给先生做个参考。”李大钊接过一看，都是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是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李大钊粗粗一读，发现这本小册子没有繁琐的概念演绎，而是用富有哲理的语言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用百姓易懂的事例讲明道理，顿时喜出望外，连声赞叹：“这本册子妙就妙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了，真乃气韵生动，满纸生辉。”两人相谈甚欢，引为好友。不久，李大钊就将鲍立维推荐给校长蔡元培，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的俄文教员。
鲍立维不是俄共(布)党员，但他倾向革命，有不少俄共(布)党员朋友，听杨明斋提起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鲍立维对杨明斋也热情起来。杨明斋说：“我们是《生活报》的记者，此次来华的目的，是要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先生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您觉得我们应该采访哪几位人物呢?”
鲍立维微微一笑，伸出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伸出右手大拇指说：“陈独秀!”
鲍立维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情况非常熟悉，他娓娓而谈，说起了《新青年》，说起了上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说起了李大钊、陈独秀。杨明斋听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心里有了底。
次日，杨明斋又去拜访了北京大学另一位俄籍教员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中文名叫“伊风阁”，又叫“伊文”)，向他问了同样的问题。伊文来华时间比鲍立维还早，也是汉学家。他也提到了李大钊、陈独秀，他向杨明斋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跟鲍立维大致相似。
目标明确了。维经斯基决定拜访“南陈北李”，得知陈独秀已于两个月前去了上海，便请鲍立维、伊文帮忙介绍，先去拜访李大钊。
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同行的鲍立维给维经斯基介绍，这座红楼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运动的起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办公室，李大钊握住了维经斯基的手，俄共(布)的红色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有了第一次握手。
两人的交谈非常友好，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胜利表示钦佩，也介绍了五四运动的一些情况。维经斯基提出：“李先生能不能帮我找几位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学生，我想采访一下他们。”
李大钊便把罗章龙、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学生叫到图书馆，跟维经斯基见面。
几个青年学生用敬重、仰慕的眼神看着维经斯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来自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内心非常激动。
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他还赠送了一些书刊，《国际》《红旗》《国际通讯》《震撼世界十日记》等，有俄文版，也有英文版、德文版。
维经斯基勉励这些青年学生：“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
罗章龙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使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参加座谈的这些青年学生后来都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座谈结束后，维经斯基和李大钊握手告别，临别之际，维经斯基又对李大钊说：“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李大钊笑了，他想起两个月前送陈独秀离开北京途中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次交谈，维经斯基的见解与他们的心愿不谋而合。他想让维经斯基见见陈独秀，说：“维经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见见陈独秀先生。”
维经斯基连忙说：“我也早已听闻陈独秀先生的大名，听说他去了上海，我们随后就去上海拜访他。您能不能帮忙写封信引荐一下?”
李大钊慨然应允，拿起毛笔一挥而就，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维经斯基。
带着“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的秘密使命，维经斯基率领他的代表团，乘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从海参崴赶来的萨赫扬诺娃，以及从哈尔滨赶来的斯托扬诺维奇，与他同行，共赴上海。马马耶夫夫妇继续留在北京开展工作。
渔阳里的秘密交谈
维经斯基一行人下了火车，一边裹紧大衣缩着脖颈对抗着不期然的阴风冷雨，一边用俄语交谈着。上海号称“十里洋场”，此地的人们见多了洋人，很少有人会因为新奇和突兀驻足观望，加之雨天行人本来就少，没有人特别关注他们。
翻译杨明斋利落地叫好了几辆黄包车，招呼大家上车。
黄包车在雨中一路疾驰，驶入南京路，在永安公司门口停下，楼上，便是大东旅社。永安公司是当时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之一，大东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设的宾馆，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宾馆之一。
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等人安顿好，便冒雨赶到四马路，找到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从汪孟邹那里打听到了陈独秀的住处。随即，一刻不停，赶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处。
陈独秀听到家人说有客人来访，下楼见客，一眼见到是个陌生人，便有些不悦，神色间颇为戒备。杨明斋连忙取出李大钊的引荐信：“陈先生，我们前两天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先生，是他建议我们来上海拜访您的。这是他的亲笔信。”
陈独秀看罢，立刻和颜悦色地对杨明斋说道：“原来是海参崴来的朋友，失敬失敬!”
两人寒暄了几句，陈独秀得知代表团团长吴廷康先生住在大东旅社，便提出：“我去拜访吴廷康先生。”
杨明斋谦和地笑着，说：“使不得使不得，还是我陪他过来吧。旅社里人多眼杂，谈话不方便。”
不多时，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从霞飞路穿梭而过，停在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门前。杨明斋陪着维经斯基，来到陈独秀家中。
“久仰陈先生大名!”维经斯基客气地说道。眼前的陈独秀，比之儒雅的李大钊，多了几分不羁和自信。
陈独秀也客气地回应着，打量着远道而来的俄国青年——棱角分明的脸庞，深遂的眼睛，微微上扬的嘴角，释放着友好的气息。
宾主落座，初次交谈，双方友好而审慎。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变化。
之后，维经斯基与杨明斋一次又一次光顾老渔阳里二号，他们之间的交谈也越来越深入，维经斯基把自己的真实身份、秘密使命和盘托出，告诉了陈独秀。
陈独秀了解了维经斯基来华的真实意图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
维经斯基搬离了大东旅社，租借了霞飞路716号住了下来，离陈独秀的住处不远。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秘密使命。
维经斯基还在英租界爱德华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并以《生活报》记者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何世桢……
“走俄国人的路”
第一次来华，维经斯基在中国工作了九个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维经斯基所起的作用可谓是划时代的。在维经斯基来华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洋政府封闭中俄之间的交通，严控来自苏俄的信息，这使中国革命人士很难搜集到关于俄国革命的信息。而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精通俄语的人才，他们只能利用英语的文献资料，从美国共产党的相关信息中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零星启蒙。日本社会主义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曾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但由于语言困难、信息阻塞等客观原因，日本研究者提供给中国留日学生关于苏俄革命的知识也十分有限。
维经斯基带来了大量的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由此，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原本来自于日本、美国文献的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逐步引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随着维经斯基的到来，从南到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越来越引向深入。
在上海法租界，陈独秀出面邀请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太白、沈仲九、丁宝林(女)等人多次举行座谈会。他们讨论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革命问题。维经斯基在座谈会上热情介绍了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与会者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维经斯基在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问题。
关于未来，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笔杆子”。
1920年6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了一份报告中，详细讲到他在上海的工作进展：“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即印刷经销《新青年》的单位，实际上是指《新青年》)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在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
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
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帮助下，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建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邵力子等。挂着研究“社会主义”招牌的戴季陶和张东荪因反对成立中国共产党，参加不久就退出了。此外，杨贤江、刘大白、沈仲九也参加过研究会的几次活动。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酝酿建党问题。他们通过组织座谈会、报告会，翻译进步书籍，撰写文章等方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经过学习和座谈，他们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最终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最终在众多社会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担任这个小组的“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沈雁冰、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李季，一共17人。
有了“小组”，有了“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就发函给全国各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在各地组织成立党的支部，并将《新青年》定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
紧接着，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天，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州，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在法国巴黎，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相继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创办中俄通讯社
1920年6月，戴季陶搬离了新渔阳里六号，跟随孙中山先生去了广州。临走那天，他站在天井里，抬起头看了看这幢小楼，二楼的玻璃窗上还留着他一时兴起写下的诗句。他在这所房子里居住的时间不长，但留在脑海里的都是让他热血沸腾的画面。想想刚搬进来时的意气风发，想想被迫停刊的《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滚落下来。
杨明斋站在旁边，有些不知所措，眼前的这个男人平时说起话来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却动不动就伤感落泪。他温和地劝慰戴季陶：“戴先生切莫伤感，等广州的事安排妥当，再回上海。”
戴季陶含着眼泪点点头，走出了新渔阳里六号的大门。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新渔阳里六号，和共产党人之间曾经有过的情谊也越来越淡了。
杨明斋成了新渔阳里六号新的住户。维经斯基入住霞飞路716号后，杨明斋也开始物色自己的住所。戴季陶听闻，便跟杨明斋说，我不久就要随中山先生去广州，不如你就住新渔阳里六号吧。杨明斋想了想，新渔阳里六号离霞飞路716号近，离老渔阳里二号也近，互相之间往来方便，是个不错的选择。征求维经斯基意见，维经斯基也说这地方挺合适，杨明斋便定了下来。
戴季陶一走，杨明斋便搬了进来，挺好的房子，没啥需要拾掇的，没家眷，也没啥家当，一个人住着觉得挺空旷。
但这个空旷的感觉维持了没几天。某日，维经斯基拿着几张报纸来到陈独秀住处，气愤地说道：“看看这些报纸，上面刊登的所谓世界要闻，都在歪曲十月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哪是什么世界新闻?这是当局用来蒙蔽人民的。”陈独秀说：“这些消息几乎都得自西方通讯社，他们本身就对于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抱敌视态度。”维经斯基说：“我此次来华，本来就有意办一个中俄通讯社，一来可以向共产国际和苏俄发送通讯稿，报道中国革命的消息，二来向中国人民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陈独秀表示赞成。几人当即商定，成立中俄通讯社，就设在新渔阳里六号，由杨明斋负责。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该社改由发起组领导，社长仍由杨明斋担任。
中俄通讯社的稿源大部分来自赤塔、海参崴、莫斯科等地，少量从英国、美国、法国的进步书刊转译而来。稿件类别繁多，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运等。形式有长篇专访、演讲、消息报道、组织介绍、革命人物评介等等。
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世界要闻”栏目首次发表中俄通讯社供稿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相隔十余天，又发表《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从此，中俄通讯社频频亮相，先后有31家国内的报纸杂志刊发过中俄通讯社编发的稿件，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1921年1月19日，中俄通讯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新俄国组织汇记》，写道:“近年来各国多注意于俄国之布尔什维克。始而惧，继而研究其主义，终则多发表其主义如此。其中加以主观的意见者，自然不免互相矛盾……吾国人士知其主义者日多一日，然而能知构造新俄之工具究竟如何者尚属寥寥焉。因此，本社特译其各组织法，以供研究新俄者。”
《民国日报》是中俄通讯社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共计发表新闻稿和电讯稿近70篇，有介绍苏俄制度、近况的，如《劳农俄国之新教育制度》《劳农俄国的实业近况》《新俄国组织汇记》等稿件;有介绍列宁生平的，如《列宁与托洛次基事略》《列宁答英国记者底质问》《列宁关于劳动底演辞》《列宁小史》等;有介绍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如《远东政闻》《墨西哥工人求均地产》《意工赤化的运动愈烈》《美工界预防未来战争》《巴黎之妇女演说学校》等稿件。这些稿件有力地抨击了敌人对俄国革命的诬蔑，同时也向中国人民真实地介绍了俄国革命。
中俄通讯社还很重视与上海的劳动人民接触，报道中国劳动人民的呼声。该社用采访所得的材料整理成题为《劳动家的社会主义谈》的长篇文章，在《民国日报》上分十多次连载。文章以对话形式控诉了剥削阶级的罪恶，揭露在黑暗社会中“工厂制造种种货物堆积如山，作货物的工人衣服反不足。富者一人有粮食数千担，而贫者终日受饥饿之苦”。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中俄通讯社提供的大量稿件，成了中国人了解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教材，也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
“万里投荒，一身是胆”
杨明斋每天忙忙碌碌，要将中国革命的消息传回俄国，要将国外报纸上刊载的马克思理论翻译过来，靠他一个人显然忙不过来。不久，陈独秀在北大的学生袁振英来到上海，住到新渔阳里六号，帮助杨明斋处理中俄通讯社的稿件。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金家凤等年轻人，一有空就过来帮忙，协助做稿件的收发、抄写、油印和校对。在他们眼里，中俄通讯社也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后来外国语学社成立后，很多学员也一起配合中俄通讯社开展工作。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往新渔阳六号跑，这里常常聚集了一批有思想有干劲的年轻人，可以听到一些新的思想新的理论，还有一个和蔼好客的主人杨明斋。
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曹靖华几十年后回忆起杨明斋，写道：“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满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举止稳重得像泰山一样。”
年轻人好奇一脸憨厚的杨明斋为何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又为何会参加俄共。
杨明斋起初总是憨憨一笑，避而不谈，时间久了，便也打开心扉，讲起了过往的经历：“从哪里谈起呢?我离开家乡已经17年了。我在俄国的时间比在老家的时间还长。”他微微皱起眉头，那些痛心的往事开始在眼前浮现。
杨明斋1882年3月出生于山东平度马戈庄村(今马戈庄镇)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母亲和胞妹相继去世，家境也每况愈下。父亲杨仁鉴是略通诗文的农民，曾当过几年“乡约”(类似于乡长)，在乡里颇具声望。为了能使儿子成为知书达礼的读书人，杨仁鉴省吃俭用，尽力供杨明斋读书。杨明斋七岁入私塾读书，聪颖好学，颇得老师称赞。1897年，青岛被德国侵占，受其影响，紧邻青岛的平度县社会动荡，人心惶惑，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杨明斋家也越来越贫穷，无力再供其继续读书。1898年，16岁的杨明斋被迫辍学回家务农，随后，家人为他娶了亲，但不久新婚的妻子就病逝了。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中，家徒四壁，加上妻子去世，这些打击让原本性格活跃的杨明斋变得整天郁郁寡欢。
当时地处胶东的平度流传一句口头禅：“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海参崴)。”走投无路的杨明斋决定出去闯一闯。1901年春，杨明斋先到哈尔滨，随后从哈尔滨辗转到海参崴。当时海参崴有许多从山东来的人，其中杨明斋的老家平度县来的就有许多家，杨明斋通过其族叔介绍，到一家叫“东底子”的小工厂当工人兼记账员，到了晚上，教工人识字、读书。几年之后，杨明斋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
1908年，杨明斋离开海参崴，深入到沙俄西伯利亚一带，在顿巴斯和库兹巴斯矿区半工半读。当时在俄国的华工苦力多达二三十万，他们大多在边远地区从事工矿、修路、装卸等繁重的劳动，而且报酬极少，饱受资本家的欺压盘剥。期间，杨明斋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不少布尔什维克，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慢慢明白了华侨苦力遭受剥削的原因，是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造成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反动统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杨明斋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侨工人的代表。十月革命爆发前，杨明斋就已经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被组织安插在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并秘密为布尔什维克党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和俄国反动势力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疯狂进攻。杨明斋动员华工参加苏联红军，支援前线，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因其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出的杰出贡献，杨明斋被保送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成学习任务后，受俄共(布)党组织的派遣，杨明斋回到了海参崴，担任海参崴地区的“华侨负责人”。
后来，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到中国，杨明斋作为翻译，随团来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在北京大学与李大钊见面时，李大钊问起杨明斋的经历，大为称赞，称杨明斋是“万里投荒，一身是胆”。
多年以后，大革命失败，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陈独秀一个人身上，将其开除出党，党内几乎没有人敢提出反对。唯有杨明斋，毅然挺身而出，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国境，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进入西伯利亚，希望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替陈独秀申冤。此举令很多共产党人为之感动，周恩来提起杨明斋，也称赞其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受人敬重的“忠厚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