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陈梦家这个人了。对于陈梦家，闻一多曾赞叹说，他的学生中有“两个家”，一个是臧克家，一个就是陈梦家，但他似乎更为欣赏陈梦家，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个学生的：“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夫，陈梦家要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与陈梦家生前有所交往的王世襄，后来在怀念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位早已成名的新诗人，一头又扎进了甲骨堆，从最现代的语言转到最古老的文字，真是够‘绝’的。”而当代学者刘梦溪对他的评价，则又显得更为形象、诗意和饱满：“(他)英俊、潇洒、蕴藉得像一个害羞的王子。他的英姿像他的诗一样美，他的风度像他的学问一样好。”
陈梦家是1966年9月离开这个世界的，死后有关他的消息，破碎而零散。1978年，在他在被打成右派21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他进行了平反;1998年，他生前收藏的明清家具，被上海博物馆收藏，成为上海博物馆家具馆的镇馆之宝;2000年，他的夫人赵罗蕤生前居住的美术馆后街22号的一所精致的明代四合院，在数名学者与名流的抗议下，依然未能摆脱被强制拆迁的命运;2006年，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为他召开了学术座谈会，并整理出版了11卷本的《陈梦家著作集》。据说，北京的三联书店曾邀请他的夫人赵罗蕤写一本10万字的回忆著作，但被拒绝了，最终只留下了千余字的文章，而赵罗蕤也在1998年去世了。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陈梦家于1911年4月16日生于南京，他出身于上层知识分子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基督教神学院的牧师。陈梦家自小天资聪颖，1927年，年仅16岁的陈梦家就考入了南京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所学专业是法律。也是在这一年，著名诗人闻一多来到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的主任，主讲英美文学，陈梦家常常去听课。闻一多讲述的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和诗歌格律化的理论，使他深受影响，由此开始尝试创作新诗，而闻一多也很快就注意到这个聪慧的学生，并给予了热切的关注，由此结下了他们永久的师生情缘;1928年，闻一多离开中央大学，但次年另外一个著名诗人的到来，使得陈梦家在新诗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929年，诗人徐志摩应中央大学校长陈君谋的聘约，来到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教授，主讲英美诗歌。很快，陈梦家的诗歌创作，就得到了徐志摩的赏识，他的诗歌《那一夜》被徐志摩推荐，以“陈漫哉”为笔名，刊发在《新月》月刊2卷8号上，这是陈梦家首次公开发表诗作。早期陈梦家的诗作，显然受到了徐志摩的影响，甚至不少诗作都带有模仿的痕迹。1930年，受到闻一多和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卷7期上发表了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宣告了他的诗歌创作完整的艺术主张。
创作新诗和组织新诗活动，几乎成为陈梦家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1931年，陈梦家从中央大学毕业，获得了律师执照，但他从没有从事过律师工作。也就是在毕业的这一年，几乎成为他一生诗歌活动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年，陈梦家开始担任由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季刊的编辑工作，9月后，徐志摩将《诗刊》的主编也交给陈梦家负责了，当时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除了徐志摩与陈梦家，还有闻一多、林徽因、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知名人物;也是在这一年，陈梦家在新月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几个月后，诗集经增选后又再版发行;还是在这一年，陈梦家应徐志摩的邀请，在上海进行编选新月派的主要代表作品《新月诗选》，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陈梦家先后编选出了新月派前后期主要代表诗人的代表作18家80首，并撰写了长篇序言，总结了新月诗歌流派的艺术理论主张。
1932年，徐志摩去世，陈梦家十分难过。他编辑完成了老师的遗稿《云游》，又整理编选了自己的诗集《铁马集》，同时停办了新诗刊物《诗刊》，也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与诗歌青春期。这年2月，在老师闻一多的邀请下，陈梦家赴青岛大学担任助教，并在闻一多的影响下，开始研究甲骨文。9月，闻一多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陈梦家也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刘廷芳推荐，到该院学习。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陈梦家得到了院长赵紫宸的厚望，并与其爱女赵罗蕤缔结良缘，成为终生的伴侣。与陈梦家一样，赵罗蕤也是天资聪慧，是燕京大学的校花，据史学家钱穆后来回忆，赵罗蕤周围“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赵罗蕤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是国内第一个翻译艾略特的诗歌代表诗作《荒原》的翻译家。她的眼光，果然不同凡俗。
在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虽然陈梦家已经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以古文字为主的学术研究上，但他对于新诗的创作，依然不能忘情。1934年，陈梦家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了诗集《铁马集》;1935年，他又将自己历年创作的100余首诗歌集结出版为《梦家存诗》。1936年，陈梦家获得了硕士学位，留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从此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的研究，他的这一选择，与老师闻一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整个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诗歌运动中，陈梦家与闻一多、徐志摩和朱湘一起，被誉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一部英语版中国新诗选《中国现代诗选》，也选入了他的诗歌。陈梦家的诗歌，柔美、忧郁，带着一种唯美的感伤，最为人称道的则是这首《摇船夜歌》：“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河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听，我摇起两支轻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陈梦家和赵罗蕤离开北平，辗转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在那里，陈梦家除了教书以外，开始了他对于古史和古文字的研究，并先后撰写了《老子今释》和《西周年代考》等著作。1944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的介绍，陈梦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选读他的这门课程的美国学生，大约只有四五人，但陈梦家在回答纽约一家报纸的记者提问时说，他到美国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编选一部全美所藏的中国铜器图录。
在美国的三年中，陈梦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积极努力。第二年，他开始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和古董商，足迹遍布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火奴鲁鲁、多伦多、巴黎、伦敦、剑桥和其他很多城市，然后再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自己收集来的各种资料，一一打出清样。那时，陈梦家和几乎所有的美国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都有通信联系，而许多私人藏家，都是富贵人家，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顾忌，登门搜集资料。在1947年访问了斯德哥尔摩之后，他曾写信告诉洛克菲勒基金会：“我在太子殿下的城堡里受到他本人的接见，欣赏了他的私人收藏，还有幸同他谈话了两个小时。”
在美国的三年中，陈梦家编写了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这也就是后来在1962年国内所出版的没有作者署名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其中收录青铜器照片800多张，并详细注明了收藏者;除此之外，陈梦家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陈梦家的这一努力，后来被认为是具有抢救意义的学术创举，但可惜的是，他回国前匆忙将所留的初稿交给哈佛大学的一位编辑准备出版，但因为后来战争爆发等原因，导致书稿遗失，而后来编选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也只是根据陈梦家回国所带的部分资料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编撰而成的，甚至后来陈梦家试图增补欧洲和加拿大部分，出版规模更大的《中国青铜器综录》，也只能成为一个泡影了。
1947年，陈梦家拒绝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盛情挽留，回国到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他还为学校购买了许多的祖国文物，甚至专门成立了“文物陈列室”。1952年，院系调整，陈梦家转到了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工作。1956年，他用著作《殷墟卜辞总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他们夫妻在院子里植种花木，琴瑟和谐，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营造着短暂的温暖与平静，并各自进行着学术的研究。据赵罗蕤回忆，那时陈梦家一个人占有了一大间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放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的画桌拼在一起，成为了他的书桌，那上面堆满了他的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台灯。他每天都不知疲倦地进行工作，赵罗蕤回忆说，他在家里和研究所都配备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每天晚上，赵罗蕤已经睡了，但陈梦家才开始工作，有时候醒来，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淡黄色的灯光，以及他停顿搁笔的声音。赵罗蕤的回忆，让人想起陈梦家在《摇船夜歌》中的诗句：“让我合上我的眼睛，/听，我摇起两支轻浆，/那水声，分明是我的心，/在黑暗里轻轻地响。”
陈梦家不知疲倦，专心于研究工作，几乎每天用于研究的时间在十到十二个小时。他的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还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他还是终于把瘤子割掉了，牙也修配好了，这两件事情办完后，赵罗蕤笑着对陈梦家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这是陈梦家学术喷发的一段岁月，他先后在甲骨文、殷周铜器铭文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6年，他出版了代表作《殷墟卜辞总述》，全书70万字，20章，是甲骨学史上较早进行系统论述的研究著作;1955年到1956年，他连续在《考古学报》上分6期连载自己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西周铜器断代》，详细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各类铜器98件;1957年，他出版了《尚书通论》，第一次将考古研究引入到古文字的研究之中;1964年，他又出版了以汉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代表作《武威汉简》，另外除了不少发表的零散研究文章之外，同时留下的还有200多万字没有发表的遗稿。
除了学术研究，陈梦家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对于明清家具的收藏。由于家境殷实，又有稿费收入，这使他可以购买更多稀见的明清家具。与他一样有兴趣收集明清家具的王世襄后来回忆说，1949年后，因为时局变化，许多人家都将家中的珍贵家具抛售，不少家具店中摆放的，几乎都是十分罕见的文物，但常遭风吹雨淋，十分可惜。陈梦家常常和王世襄一起去搜集和购买，两人因爱好而结成好友，无拘无束，不讲形式。王世襄在北京鲁班馆南路的一家家具店里看到了一对明代紫檀直棂架格，摆放了一两年的时间，他常常去看，但无力购买，后来被陈梦家所购买;但王世襄说他因为不用做学问，可以骑车子四处寻访，也常有收获，一次他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买到一对铁力官帽椅，陈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捡，应该送给我!”端起来就要拿走，王世襄立即说：“白捡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后来，陈梦家买到一具明代的黄花梨五足圆香几，王世襄见了后十分喜爱，便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就想夺门而出，陈梦家迎门拦住说：“加一百倍也不行!”
对于家具，陈梦家十分爱惜，每个椅子的前栏上都挂着红头绳，不许碰，也不许坐，王世襄为此调侃说：“比博物馆还要博物馆。”后来，王世襄出版《明清家具珍赏》，其中28幅家具照片都是从陈梦家旧藏的家具中拍摄完成的，他与拍摄照片的师傅精心擦拭、修正，然后才予以拍照，先后历时数月。王世襄说，如果陈梦家活着，这样一册著作根本轮不到自己来写，无论是在收藏方面，还是在学养与才华方面，陈梦家都会做得更好。在1985年香港出版的《明代家具珍赏》和1986年出版的英文版上，王世襄都自己设计了扉页。内容为一团浮雕牡丹纹，宛然明初剔红的风格，是他从自己的紫檀大椅的靠背上拍摄下来的，下面印上了“谨以此册纪念陈梦家先生”十一个字。王世襄说：“梦家有知，我想会喜欢，因为他爱明代漆器，尤其是永乐、宣德朝的雕漆。”
“蓝的星，升起了又落下”
1947年，陈梦家结束了在美国三年的讲学生涯，当时他的夫人赵罗蕤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专心撰写关于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博士论文，报国心切的陈梦家拒绝了美国学术机构的邀请，决定先期回国。第二年，赵罗蕤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但因为担心内战不能回国，便放弃了领取博士学位的机会，辗转数月，终于回到了祖国，那时的北平城正在围困之中，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回国后的陈梦家，在清华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赵罗蕤则担任燕京大学英文系的教授。
1949年，天地玄黄，很多人都劝他们夫妇俩去台湾，但他们都坚定地选择了留下，准备迎接一个崭新的时代。1951年，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在赵罗蕤的鼓动下，来不及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也从美国回到了北京，担任燕京大学英文系的教授。后来，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写到，他回国前夕，同样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李政道前来送行，巫宁坤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让巫宁坤没想到的是，李政道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自己却几乎大半生都在政治运动中度过。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都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说后，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奥威尔完成于1948年的政治讽刺小说。
一语成谶。从1951年开始，知识分子便开始了他们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够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必须揭发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交代自己历史上做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要被隔离反省。“忠诚老实运动”过后，就开始了“院系调整”，大学重组。赵罗蕤任教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被关闭，清华大学文科也予以取消，陈梦家因为曾与美国有过密切的学术联系，在受到猛烈批判之后，离开清华大学，被分配到时属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
1957年，因为在号召知识分子“鸣放”的运动中发表文章《慎重一点“改革”汉字》，陈梦家被认为是反对进行文字改革，在考古研究所被打成右派，成为当时史学界著名的五大右派之一，而他的年龄又是最小的。陈梦家的罪名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不希望中国的文字迅速被字母所替代，但实际上，他的大量考古学研究成果，也成为别人嫉恨的重要缘由。尽管考古与政治相隔甚远，但陈梦家遭到的批判，十分激烈。他的妻子赵罗蕤因为刺激过度，导致精神分裂。而陈梦家在被打成右派后，降级使用，虽然仍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但不得发表任何研究文章。不久，他又被下放到河南的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在干了两年的农活后，因为研究的需要，又被调回北京，进行青铜器资料的整理，后又于1960年被派往甘肃的武威进行汉简研究。
1966年“文革”的到来，彻底毁灭了陈梦家的学术梦想。这一年的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激烈批斗，随后被抄家，所有的书籍、文物、字画以及他所珍爱的明清家具都被疯狂抄走，而他们的房子也被别人占用，夫妇两人只能借住在一个临时的车库里。妻子赵罗蕤两次发病，但都不能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只能在他人的看护下大吵大叫。8月24日，他在考古所被批斗，那天毒日当头，有人甚至往他头上吐痰。晚上，他来到住所附近的一个朋友处，告诉这位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又将陈梦家按倒，强使他跪在地上，并大声地进行斥骂。之后，又将他押回到考古所。那天晚上，陈梦家不能回家。
考古所位于北京市中心，距离王府井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最严重的日子，满城的抄家烧毁文物和没收财产;也是在那一天，在考古文物所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之外，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个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据一位受害者的邻居后来回忆说。被折磨妇女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天亮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尸体被悄悄地运走。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听到了这死前的哀号。也是在那天夜里，他写下遗书，并服用了随身所带的安眠药，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因药量不足，经过抢救，他没能死去。还是那天的夜里，有人查证后说，那天正是中国农历的七月初九，应是有“新月”的时候。但不知道在那一夜，他是否也看到了天上的新月，也是否还记得在那首《摇船夜歌》中所写到的诗句：“吩咐你，天亮飞的乌鸦，/别打我的船头掠过;/蓝的星，升起了又落下，/等我唱摇船的夜歌。”
9月3日，相隔十天，陈梦家又一次自杀。这次，他选择了自缢，年仅55岁。他留下的遗言中，有这样一句：“士可杀，不可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