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有两个性格迥异的城邦，那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你一定读过《三国演义》吧?那么就一定熟悉刘备手下的两个人物，诸葛亮和张飞。诸葛亮是文武韬略、琴棋书画，张飞是目不识丁、粗鲁野蛮。拿古希腊的这两个大邦来比，雅典好比是诸葛亮，斯巴达则好比是张飞。进一步去表述，雅典好比一只漂亮的羚羊，斯巴达则是一头凶猛无比的狮子。
两个城邦之所以形成这样大的反差，应该说地理位置起了一定的作用。雅典建在平原上，清新的海风经常从城邦上空吹过，这便造就了雅典人天真快乐的性格，使他们乐于接受一切外来思想并为己所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典是一个繁忙的商业城市，大家每天都很忙碌，闲暇时，就吟诗作歌，或听哲学家高谈阔论，以此来调节生活。这种生活质量，堪称为高。
再来说说斯巴达。这是建在深谷底部的一个大邦，www.xinwenju.com它的四周全是高山。斯巴达人正好与雅典人相反，他们拒绝外来思想，唯一爱好就是打仗。严格说来，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典型的军营。这里的人们，生来就是为了当兵的。而且还有一种至为残忍的求全观念，即但凡发现刚出生的婴儿体质衰弱，就扔到山谷里，活活犒赏了野狼。
斯巴达人为实现训练有素的军事理想，排斥任何带感情的东西。他们认为，一切文化艺术，都会腐蚀、麻痹、瓦解军人的意志。因此，他们不需要文化艺术，也禁绝贵金属的流通，人们只能用笨重的铁块作为货币，去进行原本就少得可怜的交易。
人类历史上，不独斯巴达人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这里仅举两例。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虽然受过西方思想教育，但他却是斯巴达主义者，他在19世纪的俄罗斯所推行的血腥军垦制，就让我们看到了斯巴达的影子。军垦制在全俄农村实行军事化，把农民按军队建制编制起来，既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保障自给，又要服从严格的纪律：下地、上操、吃饭、睡觉都有统一的号令，触犯军规，轻则接受鞭刑，重则死刑。军屯区出生的孩子，8岁即被编入军籍，12岁便成为正式军人;军屯的女子，也必须嫁给军屯的士兵，个人没有挑选意中人的自由。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军屯军人，最多的时候达到37万。
再就是1970年代的红色高棉，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里，在波尔布特的领导下，一切亦如野蛮的斯巴达人那样，私有制、工业、商品、货币等等全都取消了，学校、书籍、印刷品、文化艺术等等，也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柬埔寨一国的人民从此吃起了大锅饭。从斯巴达到柬埔寨，中间相隔两千多年，在东西方竟然有如此相似的两个制度模板，称得上是历史奇迹吧。
斯巴达人的那种不怕个人牺牲的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它的蔑视财富、放弃艺术与文化的态度，它的平等主义的公餐制度，博得许多古希腊思想家的赞美，尤其是柏拉图，他的《理想国》所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以斯巴达为原型。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国，在西方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结果，倒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东方，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虽然在20世纪下半叶又陆续蔫去，但毕竟没让柏拉图的在天之灵过于伤感和寂寞。
斯巴达人自己排斥文化艺术，也讨厌别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恰恰雅典人在文化艺术这一块，又是发展得最好的，斯巴达人对此常常耿耿于怀。一个崇尚军事，一个崇尚文化，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直接导致了两大邦的不和，以致双方最后诉诸武力，这便有了那场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技术落后的古代，文明等同于战争弱势，野蛮等同于战争强势。我们说蒙古人当年征服欧亚大陆，不是靠它的文化，而是靠一股子蛮劲。有意思的是，斯巴达人有股子蛮劲儿，但对建立庞大帝国的机会却不屑一顾，他们要做的，就是扮演一只狮子，扑向希腊平原，把雅典这只漂亮的羚羊按倒在地，几口咬死，然后拆毁雅典城墙，抢走海军舰船，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真洒脱呀!因恨，因妒，一只狮子就这么随意地咬死了一只漂亮的羚羊——一个西方文明的最初标本。雅典一去，希腊文化的活标志便没有了。断鸿声里，留得几多残垣断壁，在向后世叙说着它曾经的文明;而这文明，需要若干代人的苦心经营，也才有立世的条件和传世资本。不幸的是，雅典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文化标志，就这样殁了，殁于一场同室操戈。幸运的是，雅典虽然作为城邦早已不存在了，但它留下的文化(政治文明与艺术成就)却穿墙而过，惠及于世，长达两千多年，至今经久不衰。即使是今天，稍微有点文化、有点知识的人，都不会对雅典这个名字陌生，甚至会生发出一种向往。当年高奏凯歌的斯巴达却没有这样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