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做农民。老姑娘,贩子,孤老。娃儿,不要学她——乡人语
人活给自己看。畏畏缩缩枉为人——老大姐语
最后再“作”一次
2018年9月,已满78岁的老大姐发微信来邀请我去彭州乡下养老院跟她见面的那天,正好是她原先一直住着的老院子被包装成一个农耕文化民俗观赏点并隆重开业的日子。
观赏点开业那天,很多游客前来,在那里拍照发了朋友圈,其中包括我父亲的几个朋友。
“大姐有意思啊。”父亲一边看手机一边说。老大姐是个一辈子未婚的农民,除了几亩薄田,唯一的固定资产就是老院子里的几间房——约莫130平方米左右。父亲对于老大姐把房子租出去,自己再拿租金去住一个乡里办的养老院的举动,表示费解,觉得隐患重重。
对了,“老大姐”是我私底下对“大表姑”的称呼。我当面叫这位长辈“大表姑”,私下唤她“老大姐”,全是因为小时亲戚们话语间常提这位“大姐”。久了,小孩学舌,跟着叫“大姐”,被长辈指责“没大没小”之后,就改口“老大姐”。有个“老”字,似乎敬了些。
我趁机开口,问起老大姐,父亲很惊讶。听说我打算专门去养老院看她,父亲正准备扔烟头的手悬空停了几秒,然后吐出一句话,“莫要学她。”
“莫要学她。”老大姐的乡人们在教孩子的时候惯用这样的语气,前面还会加上定义老大姐的几个关键词。父亲倒是从没有加过那些关键词。不仅仅因为老大姐是父亲大姑的大女儿——作为亲亲的大表姐、童年玩伴的存在,更是因为老大姐做的许多事情,是一辈子身在体制内的父亲当年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没有机会做的。
自然,这次如果父亲都认为住养老院不对头,乡人们一定又觉得老大姐在“作”了。有几间房子有点东西,将来动不得的时候,请个闲的亲戚帮忙做饭或者照料,也好过把自己交到养老院去。不过,这或许是老大姐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件招乡人们议论的事儿了。她马上八十,想要再“作”,恐怕也没什么机会了。
话说,紧邻彭州关渠堰的那座老院子,原属于老大姐的父亲。这座院子是一进四合院格局,很大,院坝足有一个小学校的操场大小,院子里有二十来个房间。解放前,有人劝老爷子在进门处立上一座影壁,说是可以保住“家财不外流”“挡煞挡灾”。这些被老爷子几句话就挡回去了,本来就没啥金山银山,进进出出的才是正常,祖上百年间都没弄这主意,我这会弄他干吗?那时,院门进去右手的一间大房子是私塾。上世纪二十年代,乡里几个乡绅合计让穷家小户的孩子读书,这件事本意行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老爷子没啥钱,却主动出了办学的地儿。最多的时候,有二十五六个少年上私塾。请的先生有两个,一个是本村人,六十开外,清朝的老秀才,常驻;另一个是彭州县城小学里的算术老师,差不多一个月下来教四次。解放后,老大姐家被定为“中农、小作坊业主”,院子重新做了分配,老大姐如今租出去的房子就是那时留给他们家的几间。
老爷子一辈子生了七女二男,男孩都没活过十五岁,三个女儿早逝,剩下的都嫁了出去除了老大姐,所以老大姐最终成了这几间祖产的所有者。
除了租出自己的房子,老大姐还动员院子里的五户邻居也照做,居然都成了。五户邻居里,三户跟着儿女进城,帮着做生意看铺子或是带孩子;另外还有两户,一户诉讼自己儿女不给赡养费已经几年,一户是独生子已经过世。听说,那两户的老人跟着老大姐,住进了养老院。
接到老大姐的邀请,我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关于她租掉房子住养老院,我只是有点遗憾,正月间再也看不见她提着熏得漆黑的老腊肉隔着几棵腊梅在家门口招呼我的高兴模样了。那几棵长了二十多年的腊梅树,已经被商户挖掉换成紫藤。后来,我听说,这是老大姐在这次租赁交易中极其不满的一件事。
川西坝子的九月依然没有退热。阳光灿烂热气蒸腾,在离老院子六里开外的养老院见到老大姐的时候,她正站立在院坝边几株大丽花的阴影下,拿大剪子给一个老人剪头发,旁边还有两个排队等着。看我来了,她赶紧遣散那两个等着的,喏,我侄女来看我了,明天吧!我站在一边看她继续手上的动作,老年人稀疏散碎的白发在她手上变得服帖,剪刀快速游走,三上两下,形状就出来了,灵活麻利。走好!五分钟后,老大姐结束了手上的活儿。
“这辈子在哪里我都找得着事儿干。剪一个收一块钱,干着玩儿,不要太闷。”老大姐说。
乡下养老院的条件有限却还整洁。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床一桌一柜两椅一台旧彩电,屋角立着崭新的摇头风扇。老大姐顺手扯来一把椅子招呼我坐下,又从桌上拿了一瓶矿泉水给我。
我没有跟老大姐说要给她作传,只说这阵子在写东西,特别想听听以前的事,特别是她经历过的事。
“妹儿,你晓得的,很多人看不上我的活法,大学肄业一辈子当农民,进城当盲流,做小生意做保姆,没个养老送终的儿女,末了住进养老院。在别人眼里,恐怕惨得很。但至少我按自个儿的想法活过了。要说遗憾,只有一件,那就是没能晚生二十年。”老大姐呵呵笑着。这些年,她身体没别的毛病,就是血压有点高,“我马上八十了,怕有一天突然没了,好多故事也没能讲出来。”
从成都市区开车到彭州乡下将近两小时。我爱吃糖,有点困乏就吃颗糖解解乏。我随身带的是一小瓶五颜六色又极富韧性的橡皮糖。见我从包里掏出来,老大姐露出稀罕的神色,真好看,拿块给我尝尝看。我跟她说,你牙口不好,不要吃这个,一嚼,小心连带着你的牙也掉下来。她却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嚼不嚼得动。
我把小瓶子递给她,她摇摇瓶子,里头花瓣状、蝴蝶状、宝石状的糖果随之晃动翻滚,半晌,拈了一只绿蝴蝶,放进嘴里。她闭上眼睛,一边嚼一边品味,半晌,才吞咽下去,感叹道:“现在的零食就是好吃。”
灾荒年间,老大姐在彭州县城得了一大块麦芽糖,便马不停蹄往回里赶,在老院子里招呼几个妹妹围上来时,才发觉那块糖早已不见踪影。留神察看裤兜,才发觉兜底穿了一个大洞,估计那块麦芽糖就是从兜底漏出去的。裤子是四川农学院的校服下装,上大学时只得这一身儿还算好看,洗洗穿穿两三年,许多处地方便不知不觉地朽了。老大姐为了这块来之不易的糖,为了几个妹妹黯然失望的表情,哭了一整夜。
那天,与老大姐摆谈,听老大姐讲她自己的经历,讲了两个多小时。
中途,有一两只迷失了的虫子嗡嗡地撞着纱窗,一副着急的模样。老大姐从容起身,云淡风轻地抽开纱窗,让小家伙自己飞出去。这些动作,于我是有印象的。
幼时住平房,屋面潮湿,墙壁床角常有核桃大小的蜘蛛穿行,毛手毛脚,行踪诡异。川西坝子流传,如果这家伙悄悄爬到人身上撒尿的话,会长出可怕的“蜘蛛胆”,一种学名“带状疱疹”的毒疮。所以,母亲见了总是大声呼喊父亲前来消灭,我也养成见蜘蛛就惊叫并拍打的习惯。倒是老大姐带着老娘到成都的省人民医院看病,暂住我家时,看我张牙舞爪挥动一只球鞋追击沿着窗沿爬行的蜘蛛,便一把拦下我,讲:蜘蛛也是生灵,吃蚊虫,能带来福气的。然后迅速打开窗子,轻巧地用蝇拍把它赶了出去。
“它的尿有毒,人沾上会长蜘蛛胆。”我颇有些不甘心。
“没有这回事,感染疱疹病毒才会长疮子,要信科学。”老大姐煞有介事。
老大姐的讲述
老大姐1960年在位于雅安的四川农学院读大三时,突然主动退学,这是众人至今最不能理解的部分之一。毕竟,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就堂堂正正跳农门吃皇粮,成了“城里有工作的人”,有粮票有肉票有布票,不需要再辛辛苦苦刨地挣工分。况且,据说老大姐是解放后乡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还是个女孩子。可惜只差一年,凤凰落架成了乌鸦。
“退学可惜?可我得先活命呀!”那天,老大姐嚼着橡皮糖,跟我反复叨叨这两句。
回顾往事,老大姐说得多的,还是她当时的生存问题。
老大姐喜欢闹热,她考进大学那年,全国上下,校内校外都格外闹热。城里常常搭台演出,锣鼓喧天。大大小小的炼钢炉在各地都架起来,也有报道说某个县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但是,第二年的春天,全国普遍重旱,饥荒起来了。几个月过后,城里开始供不上粮。闹热依旧,但“灾荒年”的焦虑恐慌渐渐在人心里生根发芽。
老大姐读大三,“灾荒年”已然进入白热化,大学生每人每天只有三两玉米杂粮的定量,专家教授也一样吃不饱。老大姐的系里有位教主课的教授,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个月都想方设法省下口粮,分成两份,一份给正在长身体的小孩,一份寄给留在北方老家的母亲。老大姐说,教授拿着盛厚皮菜汤的大号搪瓷杯去上课,手扶教案,对着胃里泛酸水的大学生说:“我饿了,让我喝两口再继续讲。”学生们无语,投以理解的目光。
个子高大的老大姐整天吃不饱,营养不良,没了月经,浑身也肿了起来。那是灾荒年间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黄肿病”。课堂上,同学们的注意力,已经从火热的“大跃进”转移到“哪里还可以找到酸甜味的三叶草”。
“年轻时,吃什么东西很大程度能决定我的幸福感。”我惊诧于“幸福感”这个带着时髦的词汇,从一个年近八旬的农村老太婆嘴里说出,就像当年她扛着铺盖卷站在院子门口,乡邻感觉“大学生”三个字与依然梳着两根咋呼呼的麻花辫的村姑并不搭调。
老大姐告诉我,“灾荒年”之前,农学院学生食堂每周六晚餐的大圆桌正中,都摆着一大盘炸得金黄的酥肉,常常引得学院家属小孩从食堂窗户缝隙伸进一根带尖头的铁丝去“偷嘴”。嚼着酥肉,与同学们聊着“以钢为纲”和“粮食高产”,老大姐觉得一切美好前景就在眼前,她未来必将成为中国农业的一根顶梁柱,就像1950年代学习农学的袁隆平。是的,许多人后来知道老大姐曾经是1950年代学农业的大学生时,都会提到袁隆平,说如果她坚持读书,努力再努力,说不定也能成为农业科学家。
“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在艰难的那年,我20岁,只想做个活下去的普通人。”老大姐说。那一段,每天多数时间都发低烧,浑身发软不适,闭上眼就梦见吃‘肥大块’,最后迈开腿上一层楼的气力也没有了。
“如果回乡下,每家每户还有一小块自留地,我用我学的知识在自留地里种点东西,一定能吃得饱一点。”这样的念头一经升起,便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收到四妹家英寄来的一小袋红薯干,才下定了决心。四妹告诉她,虽然困难,但家乡彭州并没发生旱情。
家里人都说老大姐的倔性像她父亲。老爷子也把“生存”放在第一位。本来,家里世代做的是首饰生意,赚到了钱,才在乡头建了那样大的院子。到了老爷子这一辈,却改做了低调的菜馆生意,馆子门脸很小,开在塔子坝,吃食的人多是各处跑来跑去的小贩,菜也是凉拌猪头肉、卤大肠、猪蹄之类下水。“乱世生存之道是低调。”老爷子跟儿女一再强调。解放前,彭州地面上“棒老二”横行,官匪勾结,显赫商家终日不得清净。老爷子自打定主意,不管谁劝说都充耳不闻,就算家族里嫌他做的小生意拿不上台面,年终岁尾大事都不叫他,他也纹丝不动。同样的事情还包括,坚决让女儿们读书。老爷子闷声挣钱养家,开的小饭馆还给地下党打过掩护。
“我哪懂什么主义,也谈不上先进,就是觉得那个大姐待人特别好,对穷人仁义,她教过家华的。”老爷子在解放后给县委的人这么讲的。他掩护的是大儿子家华的小学老师。
老大姐终于退学回了乡。
扛着铺盖卷,在村子里见着的第一个人是公社书记。她跟这个老辈子打招呼,当年可是书记带着一帮男女老少敲锣打鼓把她送到县城赶车的。以前偶尔回家,书记也会带人来慰问,送点鸡蛋糕饼之类。如今,书记只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然后斜眼瞄了下她,意思呢再明显不过,读了三年大学原来也没沾半点书本气哇,还不是中途作废?女子就是女子,没出息。老大姐收起嘴角浮起的一弯笑,理了理辫梢的乱发,挺直身板朝家的方向走。既然敢下退学的决定,还怕后面的事应付不来?
老爷子知道闺女的想法。放下烟斗,伸手接下老大姐的包裹,啥也没多说,只是嘱咐二妹:晚饭熬的粥放点小米。老娘从那个时候开始,给老大姐张罗找人家的事,但一直没成。一小半是别家不喜欢,“在城里念过大学的女子,傲气不服管,今后恐怕也没心思做家务带孩子。”一大半是老大姐不愿意。后话。
老大姐在大学里学的是农作物的遗传与选种,所学在那个困难时期在老家果然派上用场。她在巴掌大的自留地里种了土豆和花生,又在院子的角落里养了兔子。说到养兔子这里,我打断了她,“那个年代不是强调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怎么还养上兔子了?”“规定养两只,我就养两只,一公一母。下的崽只要不拿出去卖就行。到底一对兔子下多少崽子,那就是我的本事。”老大姐说。
川西坝子毕竟是“天府之国”。土豆和花生一年间就收了将近两百斤,兔子三个月后就下了十几只崽,更不用说关渠堰沿路满是棉花草、荠菜之类的野菜,和着杂粮蒸面饼,也不会饿着。兔肉算得“灾荒年”难得的美味,有县城里的老辈子偶然到老大姐家吃了一顿红烧兔肉,消息传开,许多肚皮寡得清汤滴水的亲戚便“厚着脸皮”,时不时去老大姐那里打打“牙祭”,有的带点兔苗回去偷偷摸摸养。父亲记得,1961年,老大姐送给我祖母一对优选出的兔苗。
老大姐送给祖母的那对兔苗后来繁殖了很多代,几年间父亲都吃兔肉,红烧、凉拌、爆炒,各种吃法,天天吃顿顿吃,到底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如今,兔子跟红薯一样,父亲吃不了几口就直冒清口水。亲戚们虽然吃了很多高蛋白的兔肉,也感叹于老大姐为人的慷慨,却始终无法理解老大姐为了吃饱而退学的想法。
“灾荒年”过后,粮食渐渐不成问题,老大姐开始在自留地里种冬瓜种南瓜。“长得特别好,在全乡都排第一。”老大姐讲的句句属实。据父亲说,老大姐用“秘法”种出的冬瓜硬是与别家不同,长成的瓜足有一米多长,又大又壮,瓜瓤饱满含着微妙的香气。这样的大冬瓜,老大姐也送过我家一个,祖母拿去做了整整十斤冬瓜糖。七岁的时候,在关渠堰旁,老大姐随手摘下剥给我吃的生豌豆,同样是她亲手种下的。那时她已经在成都谋生,只是有时回乡。
待到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制已施行时,老大姐觉得家里那几亩沿河的零碎薄田远远不够她施展聪明才智和旺盛精力,就找到老支书——现任支书小鲁的叔公,询问能不能把别家老人寡妇种不了荒着的地转给她,她愿意年底一起分成。
“哎呀,你这个女子,莫非你要当地主了?!莫说冇得这个政策,有咱们也不干,亏你还读过大学,学到牛尻子里去啦!”老支书很生气,把满脑子“旁门左道”的老大姐赶出了门,于是,才有了她更多奇特的人生际遇。
那天下午的访谈是被一个九十多岁的祖祖突然打断的。这位祖祖说头皮很痒,非要老大姐帮忙给推个光头。而且,还有半个小时养老院就要集中开饭了。我只好先告辞了。
夏天还未过完,虽然已是傍晚,但天色依然很亮。从养老院出来,挨着关渠堰伸出的经脉走,沿河靠岸种的都是豌豆,翠绿柔嫩的枝秆上豆荚早已熟透。
“哎,妹子!”正在地里搭架子的农家大嫂看我盯着豌豆,就鼓励我尝一个,说是下次赶场就要全部摘去卖了。我依言摘下一个,用纸擦了擦,剥开,扔了一粒豆子到嘴里,还没怎么嚼,就化成了一小汪甜液融进口腔。
这时,我突然惊觉,在下午两个多小时的讲述中,老大姐似乎刻意回避了一些话题。
关于“老姑娘”
从2017年11月开始,73岁的二表姑就非常烦恼。
先是正厅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伴突发脑溢血。二表姑的一对儿女,跟表姑父与前妻生的儿子,在医院走廊里一顿撕开颜面的大吵后共同决定:父亲要是拿不出遗嘱,那他身后的遗产,包括三套房子和存款,怎么分割,到时法庭上见。
好在进了重症监护室、浑身插管的老伴,居然又慢慢缓过来。半边身子不好动弹,但头脑清醒。对一个85岁的人来说,到底创造了一个奇迹。况且这老爷子知道自己病中发生的那些破事,专门上公证处立了遗嘱。对二表姑来说,后面的事儿少了很多。
岂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厢刚安顿好老伴,那厢突然听说老大姐租出房子住养老院。她火急火燎,想给老大姐打电话去阻止她吧,却怎么也翻不到老大姐的电话号码——话说二表姑已经有几年不搭理这个一辈子都不醒事的大姐。向几个妹妹询问大姐电话吧,未免显得不大合适。原本,1997年,老爷子老娘一前一后过世,都专门嘱咐过二表姑要照看好老大姐,“你大姐一个人,后半辈子麻烦呀!”二表姑是几个女儿中的尖儿,是县里乡上老辈子口中频频称道的“能干人”。想想也对,一个是十八岁就入党、从小到大一直上进的省厅正处级干部,一个是大学肄业当农民、大半辈子都“不务正业”的“老姑娘”,前者帮衬后者再正常不过。但老大姐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板一眼的二表姑哪能够得着。遇着事,二表姑气得跳脚,点头摊手地给老大姐讲道理,恨不得搜肠刮肚把那些一击就中的干货都找出来摊开去。老大姐却一脸不温不火,对着面儿,不吭声地站着,双手十指交错,自然垂于腹部。待到二表姑气息渐渐平静,老大姐起身给二表姑续上茶水,端到跟前,才迸出一句:“妹子,晓得了。”过后,老大姐依然会按自己的想法做,不会因为二表姑的说服教育有半点改变。
“阳奉阴违。”二表姑常常咬牙切齿。
话说二表姑正为找不着老大姐电话号码而上火,岂知老大姐竟然自己打过来了。跟以前一样,没有客套的问候,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告诉二表姑自己租出房子,然后用租金去住养老院云云。二表姑还在脑子里搜寻可以有效劝阻的话语,老大姐抛出一句“合同签了,我已经搬出来了”。等二表姑回过神来,电话已经挂了。
二表姑觉得事关重大,这次不能由着老大姐来,一定要找人做工作。
在屋头,二表姑和三表姑秉性相近,都与老大姐有些隔阂,从省重点中学退休的三表姑呢,还端着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老大姐与四表姑很亲近,四表姑做小本生意是当年老大姐带出来的,连四表姑的女儿都听老大姐的话,考进职业技术学院学“家政”,毕业跑到浙江,做了3年月薪过万的“高级保姆”。但在“养老院”这件事情上,二表姑相信四表姑是和她站同一战线的,毕竟这关系到在乡人跟前的“颜面”—— 住养老院真不是件光彩的事啊,给人以抛弃大姐的感觉。可四表姑那段刚好去浙江帮女儿筹备婚礼。接下来,我父亲算与老大姐从小玩大的。
父亲接到二表姑这个相请,叹了口气,把这件事转托于我。而我在那天见老大姐时,也委婉转告了二表姑的想法。
“哎,我家这个老二呀,不就是怕我住养老院成了人家嘴里正蓝旗白的孤老。我这个妹妹呀,一辈子就活给别人看。”老大姐苦笑着摇摇头。
在从养老院返回的路上,我发觉老大姐刻意回避的东西,内容很丰富。二表姑会在人前激动地评论老大姐,但老大姐却不愿多谈姐妹间的种种。
姐妹之间的故事很多,我是知道的。
老大姐从四川农业大学退学回来20岁,那时二表姑16岁,已经是个很有心机的姑娘了。虽然喜欢吃自留地里老大姐栽的东西,觉得吃饱肚子是件很美好的事,但她还是“是非分明”,认定“为了吃饱肚子就不念大学是极端愚蠢的行为”。对于老大姐翻转全身也找不到那块麦芽糖,包括最后发现裤袋有个大洞的沮丧与难受,二表姑内心不以为然。当然,如果找到那块糖她一定会吃的,但她并不赞同老大姐收下吃过兔肉的县城亲戚的一点赠与,因为这样在别人眼里会显得轻贱。观念决定结果。两年后,这两姐妹便有了明显分界。十八岁入党的二表姑进步很快,后来作为优秀社员被公社推荐读大学,毕业跳出农门到省水利厅工作。老大姐在做了一件又一件遭乡人非议的事以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反面教材”。
老大姐从不会干涉二表姑的任何人生选择,只有一件事例外。据说,老大姐在看见表姑父的第一眼,便感觉这男人隐藏了什么东西。表姑父是省水利厅的“红人”,比二表姑大12岁,部队出身,年纪轻轻立了三等功,在水利厅受过多次表彰。二表姑参加工作时,他刚刚解决“县处级”。虽然二表姑一开始并没有看上“长相有些着急”且谈吐古板的表姑父,可旁人说起表姑父,眼里满是羡慕与佩服的火苗,这些小火苗不知不觉也窜到二表姑的眼里。有了燃烧的小火苗,其他的东西不再热烈,包括其他小伙写来的满含真心与文采的情书。
美中不足的是,表姑父以前结过婚,后来妻子得病死了。表姑父安慰不开心的二表姑,所幸,死去的前妻跟他并没有孩子,所以二表姑不会成为二十三岁的年轻后妈。
“我看不一定。你最好到他老家去看看。”老大姐的提醒显得很不识时务。
那天,二表姑把表姑父带回乡下见父母,表姑父的每句话都天衣无缝,两位老人微皱着的眉头慢慢舒展开,后来任由喜气在上头开了朵花。送走表姑父,二表姑长长地舒了口气。岂知,正拿着肥料要去饲弄地里的大冬瓜的老大姐突然回过身,补了这句话。一场激烈争吵在所难免,父母坚决地站在二表姑这边。
现在,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在二表姑正式嫁给表姑父的第二天——“正式嫁给”不是单指拿结婚证,而是办了酒席然后晚上行周公礼的那种,一个小男孩在午饭即将到来之际,被表姑父年迈的父母从老家送进家门。这是事先约好的。男孩是表姑父和逝去的妻子生的,已经十岁了,在表姑父和二表姑谈恋爱的时候,暂时住在爷爷奶奶家。表姑父鼓足勇气介绍自己的亲生儿子,孩子直愣愣盯着年轻的父亲的新娘,在爷爷奶奶催促下低声叫妈。二表姑震惊尴尬再加愤怒,却最终忸怩着应了孩子一声 “哎”,于是婚姻生活正式拉开帷幕。
我很吃惊。一直是“老姑娘”的老大姐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直觉与洞察力,一眼看穿表姑父背后藏着的东西?莫非她有过刻骨铭心的经历,关于男人,关于感情?老大姐刻意回避的,一定还包括她的情感。所以,在我不小心触动二表姑婚姻生活的话题时,老大姐匆匆应答,急急掠过。就像一个人知道面前将要打开的门后面有什么,要在它尚未开启之前赶紧溜掉。
亲戚之间,悄悄流传两个版本的故事。
一说,老大姐在大学时处得一个对象,是一个老革命的儿子。老革命不幸在1960年被查出30年代的重大问题,随后关押劳改。全家人都受到牵连,唯一的儿子自然也是跑不掉的,刚满20岁的男孩被勒令退学然后下放到边疆。男孩从小为自己的出身傲娇,热爱自己周遭的一切,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挫折,没有见识过人情冷暖,没有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小小的男孩在下放的路上自杀。老大姐当时已经怀有身孕,本来一直隐瞒着,突然遭遇强烈刺激,极度伤心之下发生流产,被校方察觉,才以患了“黄肿病”为由退学。老爷子在世,曾经狠狠撕那些嚼舌根的亲戚的嘴,“好好一个清白大姑娘让你们造谣,罪孽!有报应的!”但回县城工作的老大姐的大学同学,则有鼻子有眼地讲他看见的事实:春天,洒落迎春花瓣的校园里,男孩和老大姐旁若无人地手牵手,十指相扣,互相对视;读到报纸上的好消息,男孩会一把抱起老大姐,快活地转上一圈,毫不顾忌旁人的感受。这样的一对情侣,什么事做不出啊?
一说,老大姐喜欢上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男孩子,倒追倒贴三年,终究不成,反而成了学校里众所周知的笑柄,又遇上“灾荒年”,才有退学这档事。
虽不知哪一个版本为真,或者这两个版本都距离真相很远,但都足以印证老大姐说的“女人要为自己活一回”的话。是呀,从20岁退学回乡开始,老娘给老大姐不停地介绍对象,乡村教师、村支书的侄子、村民、城里个体户、工人、干部,形形色色,有厉害的,也有帅的,但老大姐硬是一个没看上。在开头十分戏剧化的婚姻里浸泡了数十年的二表姑也做媒,想让年过半百的老大姐嫁给化肥厂一个六十五岁的退休干部,“都这个年纪了,还犟啥呢?不过搭伙过日子罢了。你看,他想找个帮他洗衣做饭的能干女人,你呢,找个老来伴,这不挺好吗?”二表姑说的是大实话。
“女人要为自己活。我凭什么到他家当免费保姆?我这个货真价实的保姆正干得有滋有味呢!”老大姐搭白。
冰棍哟卖冰棍!
与二表姑、三表姑不同,跟老大姐走得近些的四表姑,坚决支持老大姐进养老院。
“花无百日艳,人无百日好。现在人看起来精神,保不齐过几年动不了,劳烦别人最后成了累赘,大姐要强,死都不想落得那样下场。房子的租金刚好交养老院的钱,把后面几年的事都安排好,干净又撇脱。”四表姑一边说,一边忙手上的活儿。一到下午五点半,老县城下班的人能在她这个腌卤摊前排长队,队伍弯弯曲曲,直抵30米开外的一棵黄桷树。四表姑跟丈夫一起做烫油鹅,这手绝活是她夫家祖传的,但之前夫家并不做生意。夫妻俩靠着这个小生意,供一对儿女上大学,前几年又在成都给孩子们一人置办了一套小户型。四表姑前天才从浙江回来,一露脸,街坊们都朝她招呼:“快把你那个铺子开起,我家娃儿硬是想你卤的鹅翅膀!”昨天她去了养老院,给老大姐带去了一只刚出锅的鹅。
我跟四表姑谈起对老大姐的好奇,也提出了我的疑问。
“每个人呀,这辈子都有些事是不好说的。”四表姑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大姐有眼光又有个性。我做生意还是她带出来的。”
1982年,本来意气勃发想盘来更多土地种甜豌豆和甘蔗的老大姐,被固执的老支书赶了出来。在今天,“土地流转”已经是国家鼓励的政策,那时,这样“超前”的想法却颇有冒世间“大不韪”的意味。
既然在乡间没了奔头,那就去成都看看吧。1983年初夏,42岁的老大姐开始在成都实验小学门口卖冰棍。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冰棍冻得很硬,白色,黄色、淡紫色、粉红色的都有,带着丝丝蔗糖的甜香,也有夹杂着绿豆颗粒的豆沙冰棍和奶油雪糕。1983年,放学的孩子手里已经拿着外头裹一层褐色巧克力的夹心雪糕。冰棍五分钱一支,雪糕一毛钱,那种裹着巧克力外壳的要一毛五分钱。所有的冰棍雪糕都被小贩层层码好,搁在一个绿色的木箱里,外头包一层棉被。若从里头取一支出来,暑热天,能清晰看见冰棍散发出的丝丝缕缕的凉气。
“冰棍哟卖冰棍!冰棍雪糕,奶油雪糕夹心雪糕!”老大姐站在校门口的一棵法国梧桐下吆喝,一脸笑容,生意极好。偶有孩子一不小心将刚买到的冰棍失手掉地上,正待弯腰去捡,老大姐会立即制止,然后从绿色木箱里掏出一支一模一样的送给孩子,“来,拿着,嬢嬢送你的。”
“那不值什么,孩子高兴就好。”接孩子的年轻妈妈觉得不好意思,老大姐会这样说。
每每这时,斜对面国营商店的售货员都会做作地撇撇嘴。那女人三十出头的年纪,头上烫着小卷,老大姐觉得很好看,几年后也选择了这样的发型。几分钟前,这个售货员才对几个小屁孩作了说明,本店只供应白色冰棍和杯装冰淇淋,白色冰棍五分钱,杯装冰淇淋一毛五,只得两个选择。这样的说明,在下午放学时间段需要重复很多次,常常令那些纷至沓来的小孩失望。待那几个小屁孩以同样的方式被打发掉,朝着老大姐那头跑去时,售货员松了口气,终于没人在那磨磨蹭蹭找麻烦了。转过身,和过来买电池的一个熟识女人兴高采烈聊起刚刚上市的黑白电视机。最近,她们听说香港已经有彩电了,沿海偶尔买得到,内地要买的话,需要铁硬的关系。只是遗憾啊,国营商店每个月都只能拿二十多元的工资,买台黑白电视机需要攒好几年的钱。
最近,我到实验小学门口去过,为了探寻中年时期老大姐的生活轨迹。老大姐昔日摆摊的那棵法国梧桐树还在,枝繁叶茂,树干足有一人抱,树荫下蹲着一个正在卖卡通贴纸和各式气球的老太太,四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围着摊子挑挑拣拣,一旁立着她们愁眉苦脸的爷爷奶奶。而斜对面已是一排商铺,包括文具店、小吃店、冷饮店和串串香,店主坐在门口,急切期盼的神情分外明显。每个店都放着音乐招揽客人,不同的音乐混合在一起颇有些嘈杂。行人经过,只要在商铺跟前放慢脚步,马上就会听见热情招呼,“双皮奶,姜撞奶,香蕉奶茶第二杯半价”“开业优惠啦,串串香七折,这是优惠券,请拿好,凭券享受优惠”……
在成都实验小学门口卖冰棍那段时间,老大姐和一个年龄相仿的离婚女人住在一起。那女人老家在广汉乡下,出来也有两年了,收废品、拾荒,很卖力,她还有一个女儿在农村,她要挣钱供女儿读书。“女人家,不能想着依靠谁,一定要自己有出息,自己能挣钱。儿子如何女儿又如何,我一定要把女儿供到大学。”老大姐很赞同女人的话。
在那个粮票还未作废的年代,两个农村出来的女人不可能租到一间像模像样的公房,她们租住在一家个体户平房一侧搭的“偏偏”里,每月三元钱的房租。除了做事挣钱,自己买菜做饭。老大姐每天上午九点骑着借来的三轮车到成都东郊的厂子里去进冰棍雪糕,中午先到公园门口去卖上一阵子,回到“偏偏”吃过简单的午饭,再沿路叫卖,最后把摊点固定在实验小学门口。如果天气炎热人们急需冰品解暑,那么老大姐还会在下午冰棍售完而冰棍厂还没有下班之前,再快速骑车去东郊进一批货,留到晚上在电影院门口叫卖。
数十年前有个名词叫“盲流”。上世纪七十年代指没有介绍信就到城里待着不务正业的农民,八十年代则指农业剩余劳动力或其他摆脱当时户籍管理自发迁徙到城市谋生的人们。老大姐和她的女伴显然属于“盲流”。1984年春天,老大姐被当成“盲流”收容数天后,遣送回乡下。一路男女老少夹道观望,少不了的是白眼、鄙夷和闲话,不知是谁在人群里说了句“老姑娘家家的还不晓得安分守己,这辈子完了”。老大姐闻言挺胸抬头,虽说在人挤人人挨人的地方待了几天,满脸污垢,头发里满是沙砾,又掉了一只鞋,可那故意做出的姿态,反而使她像个上沙场的女斗士。
那年的炎夏还未来临,老大姐已经回到成都,这次跟着她一起到成都的,还有比她小二十岁的四表姑。四表姑自告奋勇想跟着老大姐学做小生意。夜幕降临的和平电影院门口,一个摆摊卖雪糕卖“炮火筒”卖爆米花,一个在一旁不歇气地为大姐打蒲扇。在这里,大姐教小妹练胆,学会了大声吆喝,教小妹观察行人的神色姿态,以试图卖出更多的东西。姐妹俩在成都的三年,春天摆摊卖鲜花卖零碎,夏天卖冰棍,秋天卖水果,冬天卖“麻辣烫”。
三年后,四表姑回到彭州,拼命动员自己的丈夫,让他把逢年过节才在家宴露一手的祖传绝活拿出来,于老县城的塔子坝摆了夫妻档的小店。在人来人往的档口做价廉物美的腌卤,颇有老爷子当年的风范。
老大姐用几年间做小生意一角一分攒到的钱,从沿海进罕有的编织机到成都卖。我从隐秘的渠道知道,老大姐曾经动员在国营厂工作的父亲“入伙”。
这两年,七十岁出头的父亲一直悄悄地写回忆录。他不太会用电脑打字,就在A4纸上拿铁尺比着,用铅笔画出一行行横格,然后用签字笔规整地写。时间久远,往事纠结,难于梳理,文思屡有不顺,便常有作废的纸团卧在书房的字纸篓里。一天,我倒字纸篓时看见一块没有团好的废纸,可以清楚地见上面露着几行字,统统用红笔画了波浪线,很打眼。我好奇地捞起,展开,标红的是这样一大段话:
1987年6月份,大姐来找我,要我和她一起凑钱去广东买两台编织机。我们从小玩到大,知道她敢想敢做的。我从四姐那里知道,去年冬天,大姐掏出这些年的全部积蓄,从沿海倒了一台编织机拖到四川卖给私人,赚了将近一千,甚至给待嫁的五妹也备齐了嫁妆,让她体面——毕竟,五妹婆家在县城,对象是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体面人。我清楚地知道,从1978年到现在整整十年,搁什么在市场上都俏,卖得起价,而且大姐肯定有她的门路。我和万青决定把折子上的钱都取出来,趁着学校放暑假,就和大姐出门一趟。结果妈晓得了,坚决反对,哭起哭起只有一句话“做生意最后肯定要亏,面上浮的糖吃了就是黄连”。怕不奏效,还把在省里水利厅工作的二姐喊来帮到一起劝,二姐的话更在理:“你晓得的,你们厂头你们学校都不可能允许职工在外头弄外快,更不消说,这种行为放在前几年属于投机倒把,单位上若是知道你弄这些事,开除,收回房子,哪一个你吃得消?再说我那个大姐从读大学开始,做的事哪个靠谱?她上回拿的钱我一分没要,那些迟早得拉清单。”我耳朵根子软,架不住,和大姐合伙买编织机的事就黄了。现在想想,那是我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再后面,从厂子弟校提前退休出来,就只好一路给别人打工了。我羡慕大姐的胆色。
纸团上的话确是父亲的真心。我偷偷收藏了这个纸团。
到1988年底,老大姐已经卖出第五台编织机,赚到了一大笔钱。对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致富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桶金”,之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继续创业,最终成为富商巨贾。可是,老大姐没有继续,因为,她无意中看见一幅摄影作品,挂在春熙路的青年旅行社门口,上面是险奇的黄山和挺拔俊秀的迎客松。
“我要出去看看,我走的地方还是太少了。”老大姐专门到塔子坝的腌卤铺找到四表姑,讲了自己要到全国走一圈的想法。
“可以呀,可惜我有小孩跟铺子脱不开身,不然我也想出去看看。”四表姑赞同老大姐的想法。同时,帮老大姐瞒住家里的一对老人。
接下来的七年间,老大姐真的走遍了全国所有省份,除了当时还没有回归的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她用高价买来的柯达相机,拍下了上百卷胶片。当然,也用光了第一桶金。那些照片,现在都静静地躺在近十本旧相册里,它们记录了中年老大姐最美的记忆,虽然许多照片构图缺乏美感,镜头也显得模糊。它们随着老大姐到了养老院。话说,这种老相册现在市面上已经看不到了。散发着年代感的照片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已经发脆的覆膜胶纸下面,要取出或放进一张,还得掀开整层胶纸。
七年后,等老大姐游历一圈再回到乡里,家家户户都开始种蔬菜了。但她在远足中也特意经过很多乡村,在南方,她看过大片大片的食用菌大棚,觉得“他们有的东西咱们也可以有”,并且可以“人有我新”。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下打工热潮席卷了彭州乡下,青壮年走了,许多土地空着,什么也没种。老大姐看了看自家已经长满野草的一亩三分地,再瞅瞅旁边也荒着的一大块地,去找了新任的支书。
“邻家荒了的地能租给我吗?荒着可惜。”时隔十余年,老大姐再次提出同样的请求。
“大姐,你的想法挺好,可国家没这政策呀!”新任支书有些遗憾地拒绝。
“我要晚生二十年,有气力有精神,保准流转一大片地,注册个农业公司也行啊,种些经济作物、贵重药材。”2017年底,签订流转土地以及租房合同那天,老大姐跟唤她“大娘娘”的小鲁支书说过。
“保姆”时代
老爷子老娘在1997年先后去世的时候,老大姐已经在成都做了好几年保姆。看遍世间风景,生活还得继续。
做保姆这件事,当年也曾遭亲戚们反对,二表姑更是首当其冲。但没有人能拦得住老大姐。为什么性子痛快潇洒的老大姐会选择做任人驱使的保姆,仿佛从北极滑到南极?至今,没有人知道,包括离她最近的四表姑。但平心而论,老大姐做家事颇有天分。比如,她为人称道的厨艺。
据说,每次老大姐离家,都要炒上一大罐泡萝卜肉末留给老父母。两个老的节省,晚饭总是一碗白粥加一碟小菜,泡萝卜肉末特别下饭。老爷子生命的最后时光,唯一能吃下去的食物就是大姐炒的泡萝卜肉末配莴笋叶稀饭。萝卜是那种红红的脆萝卜,洗净晾干,切成厚条,放进老坛子里泡三天就捞出来;肉末一定是夹心肉,宰得细细的,加点姜末花椒粒炒得金黄。
带孩子老大姐也有一手。四表姑和不到30岁就去世的五表姑是她带大的,老大姐当年退学回乡时,四表姑还不到一岁。大姐带小弟妹,是当时乡村多子女家庭的常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时间就是金钱”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也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保姆”越来越被人需要。当年,在全国游历一大圈又重返成都的老大姐,发现摆摊小生意已经不足以糊口,而成都九眼桥新建成的劳务市场里,一盏茶的工夫,就有五六个人找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女人谈,那女人是个颇有经验的保姆,最终谈拢的月工资,相当于一个重点中学教师,并且管吃管住。
“我肯定不比她差。”老大姐认定,并从此开始十余年的保姆生涯,这也是她在城里的最后一段“职业生涯”。
四表姑的女儿亚梅在浙江杭州是月薪过万的“家政服务员”,婚后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家政公司。这次,随着母亲回到故乡,准备到成都考察业务。在我为搜集老大姐故事奔走的那段时间里,我见到了亚梅,一个二十六岁,一身时尚,浑身透着干练劲儿的女孩子,早已不是印象中那个流着鼻涕、害羞地牵着四表姑衣角的小毛丫头了。
“我在学校里念家政专业的时候,跟大姨娘讨论过家政员和业主之间应该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我拼命地强调平等,大姨娘则告诉我,保姆在一个家庭中充当什么角色,要看雇主一家的态度。她告诉我,保姆和雇主终究是工作关系,就像当年她卖冰棍别人买冰棍,一码归一码,所以‘人家客气你可不能真的不客气’。”亚梅说。
老大姐爱读书,肯吸收新东西,手脚麻利又仔细,几年间口碑传开,人们争相出高价雇用她做“住家保姆”。
“大姨娘选择雇主,最看重是否与她口味相合。”亚梅讲。我听老大姐说过,这世上大多时候,口味合,人就和。
老大姐2003年服务的一家人,与她口味很像,喜欢鲜香味浓,但也不过度嗜辣。晚餐三个人围坐一桌吃饭,像一家人一样。女主人下了班会告诉老大姐当天遇到的趣事;有时买了新衣服也会试穿给她看。但“人家客气你可不能真的不客气”,雇主让老大姐炖燕窝汤,老大姐只煮雇主夫妻的分量,雇主硬分了半碗给她,她才接受;雇主买一袋当时上百元一斤的车厘子放在家里,叫老大姐随便吃,老大姐知道车厘子很贵,雇主不打开,她不会自己打开吃。
自然,老大姐也曾碰到口味不合的雇主。有个很喜欢吃香辣煎炸食物的雇主,炒菜要老大姐加很多辣椒,天天在厨房呛得不行,做了半年,老大姐患上咽喉炎,就辞职了。“我一直是很惜命的。”老大姐说。
老大姐带小孩还看缘分。有些几个月大的小孩,第一次见到老大姐就主动拉她的手。孩子们长大后还常给老大姐打电话,甚至到乡下看她。
当年,老大姐四处搜罗杂志零碎学习“家政知识”,后来,亚梅在高职课堂上系统学习“家政知识”。家政专业有四门重要课程:婴儿护理、产妇护理、老人护理和家庭保洁。课堂上,要捧着课本认真听讲,还要跟着老师用人偶模拟操作——婴儿洗澡水温要39度;清洁卫生从房间角落开始;电器要离墙30公分散热;帮剖腹产产妇换卫生巾、替卧床老人擦身体等都是有技巧的。最重要的,要有一颗“自己瞧得起自己”的心。
老大姐鼓励亚梅读家政专业的时候,四表姑和亚梅心里多少有些忐忑,待到亚梅大学毕业的时候,家政服务行业已经如日中天。在江浙一带,优秀家政员更是“千金难求”。虽然,乡人和亲戚们都不了解这些。
在养老院那天,老大姐告诉我,当年她曾服务过的一家女主人还转发了杭州保姆纵火案给她,同时发了这样一段话,“如果现在叫我去中介那儿请保姆,我都不放心。我的姑娘当年那么淘气,幸亏遇上了你。”
对于延续至今的信任,老大姐高兴的样子令我难忘,“每件事,要做就做到极致。”
后记:在哪里我都快活
上个月,我拿着一份手稿去养老院找老大姐。彼时,乡里的养老院已经向成都市一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引入了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和老年人社会融合。老大姐是这件事的主导者。中心派出的“90后”社工小刘,曾在幼时被老大姐照顾了三年。我去的时候,适逢周二下午,“老年学堂”正在闹热进行,养老院里歌声荡响。
小刘娴熟地指挥老人们练合唱,老大姐在一旁拿着纸笔匆忙地改着传统老歌的歌词。
“好了吗?”音乐暂停,小钟扭过头,问老大姐。
“妹子呀,你再等一分钟,我把这个歌词再加上一句,对,加上‘川西坝子风光好’。这样啊,等会你耐心点,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不识字的也跟着唱得来。”老大姐俨然已经是“老人学堂”里的中坚骨干。
在带着我往外走的时候,老大姐还频频回头嘱咐:“小刘,下次给咱学堂弄点书,特别是保健类的,老年人很需要,到时我读给大家听……你看,我现在每天都按这本册子里讲的来养生,每天至少要走九千步哩……”
其实,刚开办“老人学堂”的时候,老大姐碰到过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第一次开展活动,有位大妈哆哆嗦嗦地问她“参加活动是不是可以领点补贴”,一旁就有老人大声帮腔“是嘛,参加活动误了各人手头的活路,该有点赔偿”。不过,当老大姐把活动做得熨帖人心、老人感觉“精神有了寄托”,“老人学堂”真正红火起来,偶尔有新来的老人再问起“有没有钱哟”,会被其他老人怼回去:“有哦,多得很,想要钱,各人到地里刨!”
“大表姑,在哪里你都快活呀!”我感叹。
“在哪里我都快活,我在哪里把快活带到哪里。”老大姐扬起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