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对档案给予足够的重视。我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档案属于身外之物，它等于我每年的工作小结，等于每两年晋升一级工资，等于保管它的人力资源部的颜干事，最终，它等于一只黄色的袋子。
档案，它理所当然地属于一个人的隐私，只不过这个隐私，却必须由一级组织予以管理。一个人的隐私一旦被写进档案，就和该同志的前程发生隐秘的联系。因此，多年以来，没有人敢于脱离“组织”，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在前程面前，我们一个个都变得毫无原则，悉数托出自己的家底：上可以追溯至自己的祖宗八代，痛陈革命家史，下可以兜售出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自己的第N次破碎的婚姻关系。“组织”就是一只悬空的蜘蛛，疯狂地吸纳每个人的隐私。但，现在，我忽然就成了一个脱离“组织”的人，忽然就对自己的隐私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我从一家事业单位的在编职工，变成了另一家事业单位的聘用人员。档案，由本人保管或由本人委托人才服务机构代为管理。人才服务机构是一个看得见却摸不着的空洞(类似于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奇怪的是，居然有那么多的傻瓜愿意出钱给它，管理自己的个人隐私。
于是，我选择自己保管自己。
办理辞职手续那天，颜干事显得非常诧异，大约，他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管理档案的先例。他的诧异加深了我的犹疑与顾虑，面对那只厚厚的黄色袋子，我忽然失去了出门的勇气。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保管自己，从来没有想象过面对一级组织，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模糊、抽象。换句话说，一旦迈出人力资源部的大门，跨进新单位，我就成了一个模糊而抽象的人——毕业院校和专业：不详;家庭地址及邮政编码：不详;工作履历：不详;专业技术职称：不详;民族、宗教信仰及婚姻状况：不详……然而，我一旦拥有如此之多的“不详”，我还是“我”吗?设若我不是“我”，那“我”是谁?
成了一个模糊而抽象的人之後，我就开始失眠了，脑海里总浮游着那只黄色的袋子。我问过了，在那只黄色袋子里，最早可追溯到1992年我参加高考的全部试卷，最近的一份则是原单位对我2007年的工作鉴定和我个人的工作小结。我清楚地记得那份“复制+粘贴”出来的工作小结，在原先的那个单位，每一年的工作小结，都来自于我对前一年的“复制+粘贴”。当然，我还知道自己的毕业院校和专业，知道自己的家庭住址及邮政编码，知道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以及婚姻状况……可这些显然不是我的档案的全部，更多的部分，是一级组织为我的前程特别拟定的，具体的操办者是颜干事。颜干事是个天生就该管理人力资源的人，我们虽然私交甚密，但多年来，他对那只决定我前程的黄色档案袋，一直守口如瓶、讳莫如深，让我觉得他准是抓住了我的什么小辫子，这种糟糕的感觉伴随了我许多年，以至于每次见到颜干事，我都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都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有一次，颜干事忽然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眯眯地，接着，又冲我点了点头，然後，便兀自消失在空旷的走廊里。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他的背影闪进了人力资源部的大门，我才幡然醒悟，他肯定是在向我传递某种隐秘的且以为我能领悟的信息。那一整天，我的脑海里总是晃荡着颜干事的背影，晃荡着他笑眯眯的欲言又止的样子。他到底想向我传递什么呢?如坐针毡，好几次，我都准备厚着脸皮，请他给我进一步的更为明确的暗示。我甚至想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的确不能算笨，但他过高地估计了我的智商，这样的抬举让我生不如死!最後，我终于没能鼓起足够的勇气，可怜的自尊让我决定死撑到底。不能不承认，和一个人力资源部的干事猜哑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我想：他要是每天都拍我一次，我估计我一准儿会提前退休，或辞职。
好在他也并不常拍我，也很少冲我笑，更多的时候，他是严肃的，头发油光发亮，皮鞋纤尘不染，厚厚的镜片之後，黑色的眸子像两枚水洗过的幽深莫测的棋子。这样的形象就是人力资源部的标准形象，为此，我从来就不敢小看几乎一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的无为而治的颜干事。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形象训练成一个符号，无论如何，这个人都不可小视。小视这样的人，就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就等于自己挑战自己。
还是说档案。“档案其实就是几张纸。”——这话是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对我说的，她说得轻描淡写，仿佛一个老僧，压根就没把档案放在眼里。那时候，她刚刚从学校毕业，薄薄的行囊里，就有薄薄的“几张纸”。这“几张纸”後来成了她的嫁妆，和她的“毕业证书”、“就业推荐表”一起被锁进了抽屉。如今，八年过去了，属于妻子的那几张纸，还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在这八年中间，妻子从来没有打开过它，也没有和我提起过一次。现在，当我也终于和妻子一样脱离组织、自己保管自己的时候，我忽然对“80後”的妻子滋生出大把的敬意。她比我真实，也比我通透，她至少比我提前八年开始自己保管自己。这样的八年，足以说明“70後”和“80後”的巨大差异。区别“70後”和“80後”的，不是具体的生理年龄和干瘪的阿拉伯数字，而在于他们对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我无法想象一个“80後”的女孩子，在她迈出校门的一刹那，她居然可以直接成为一个“人”(抽象而模糊，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存在的本质与意义)，而不是成为某个组织监管之下的“物”(具体而实际，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某个工种与效益)。事实上，档案也只能作用于具体的物，对于一个抽象的人来说，档案毫无意义。
同样比我更早开始自己保管自己的，还有我的侄女丹霞。毕业之後，单枪匹马的丹霞毅然决然地去了上海，进了一家国际商标公司。在我们家族，丹霞是第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人，在那家公司，她不叫丹霞，而叫露丝。那份原本属于丹霞的档案，当然和一个名叫露丝的质检员毫无关系。“露丝”这个名字剥离了丹霞的所有附属物，甚至包括我的二哥她的父亲，我的父亲她的爷爷，也只能像一截慢慢泛黄的黑白断片，萦回于人在异乡的梦里。也只有回到那间低矮而潮湿的廉价出租房，在孤苦无依的梦乡，丹霞才是丹霞，才有闲暇想起自己还有一份流淌在血液里的档案。“露丝”们不会出现在那条迷宫一样的小巷，就算是“露丝”们不小心迷了路，也不会迷失于这样的地方。在国际化的上海，这样的一条小巷，天然地属于一群没有档案的外来妹，它像大上海的一小截盲肠。没有档案的丹霞很想搬离那条有档案的小巷，但没有档案的丹霞还没有能力找到与“露丝”相匹配的单身公寓，也没有能力在大上海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当然，如果她愿意，她也可以给自己选择另一份“档案”，虽然她过早地与国际接了轨，但骨子里，她还是那个从小村牌楼走出来的农家孩子。露丝，是丹霞不得不披在身上的“皇帝的新装”。不得不承认，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一件这样的新装。这样的新装让我们觉得踏实，让我们觉得自己不是行尸走肉，而是真实而具体地忙碌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与国际接轨所需付出的代价。在“露丝”这个名字所指向的那个国家，档案可以不必痛陈革命家史，甚至可以不必注明自己的配偶或婚姻关系……档案和隐私之间是无法完全画上等号的，对于个体而言，档案，只相当于参考消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似乎更热衷于了解他人的隐私，并以能否掌控最大多数人的隐私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志。毫无疑问，谁掌握了最大多数人的隐私，谁就在话语上拥有决定性的权利。作为一种物化的隐私，档案光明正大地介入了我们的生活，但它所左右着的东西，却并不光明正大，一直就不光明正大。这是件令人万分沮丧却又无法改变的事实，既无法改变，就只能慢慢地适应它。适应环境，其实就是适应档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以记者的身份，查阅了一份部分解密的档案——解密，一个弥天大谎!秘密从来就只能属于一个人，而任何一份需要解密才能公开的档案，它的目睹者和掌握者，都是庞大的数量。在档案面前，公众是没有知情权的(没有知情权的，其实何止是档案)，公众一旦被允许知情，这个“情”也早已人尽皆知，而且往往已经走了样。这是档案的掌握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最聪明的做法，便是法外施恩，及时普及“基础知识”——这份卷宗(档案的另一种形式)有着小学生都能看懂的一个高官的成长史：某大队支书——某公社革委会副主席——某县第二任县委书记——某地区副专员——某地区专员——某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某市市委书记——某省副省长。这样的一份履历每个识字的人都能在媒体上看到或查到(来自组织上的任前公示)，但你可能查不到的是：他曾被打为“右派”(组织已予以平反);他先後有过三任妻子(个人行为)：他先後多次被人举报，与多名女性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已查实。行政记大过一次);他还有两个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持绿卡的孩子(已查实。和权钱交易没有关系)……这样一份档案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它让我有理由相信：在我的档案里，完全有可能写有“该同志发表大量与工作无关的散文和小说，已查实。组织已予以劝止。”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一段时间以来，我已将自己的家庭住宅作为对外联系的唯一地址。于是，我那不看期刊的组织，便理所当然、颇有成就感地认为：“已予以劝止”。我不敢劝而不止，无数事例已经证明，与任何一级组织公然对抗，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只好乖乖地向韩信同志学习，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制造一个已被劝止的假象。对于组织，善意的欺骗从来就是必需的，愿意如实招供的人，不是别有用心的政客，就是证据确凿的疑犯。
现在，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再也不必担心被人暗渡陈仓。那只黄色的档案袋就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如果我愿意，我甚至可以拆开它。刚开始的那几天，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我很想知道自己的前半生，究竟背负着哪些污点，更想知道在一级组织面前，自己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形象。但冷静下来之後，我还是放弃了。我已经是一个模糊而抽象的人，换句话说，过去的那个江少宾，其实已经沉睡在那只黄色的档案袋里，他过去的毁誉，和我的今後无关。今後，我将模糊而抽象，像中国农民一样模糊而抽象。九亿中国农民，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档案。档案的组织者和制定者已经把这群人给忘记了，也或许是这群人只需要基本的人口信息，而不需要具体的档案。
我终于慢慢地适应并接受了这一点。每次迈进新单位的大门，我都想起超然物外的妻子，想起漂泊在上海的没有档案的丹霞。单位的保安(他有档案吗?)先後拦过我三次，第四次的时候，我已经轻车熟路、气宇轩昂，翻身农奴把歌唱。他于是再也没有拦过我，偶尔，还会冲我点点头，欲言又止。他显然已把我看成了有档案的人，作为善于察言观色的保安，他不能不对档案给予足够的重视。他所保卫的，除了有档案的人，还有人的档案。
後来，我便领到了自己在新单位的第一份工资。没有档案又有什么关系呢?档案是档案，工资是工资。我很想请一个有档案的人吃顿饭，或者喝杯茶，顺便交流一下对档案的看法。快下班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给颜干事打了个电话，颜干事似乎一直就在电话那头等我，似乎我早就应该给他打个电话。这一次，他真是给足了我面子，我终于第一次请到了人力资源部的颜干事。举杯的时候，颜干事的“标准形象”忽然就不见了，他不再是一个符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勉强可以谈话的对象。那一顿晚饭，几乎都是我在说，他听，偶尔心不在焉地插上几句话。这让我觉得极为无聊，他显然也意识到了，于是，我们心照不宣地彼此道别，他有所保留地祝福了我，我毫无保留地祝福了他。
当然，颜干事也谈到了他对档案的看法。作为一个长期与档案打交道的人，席间，我听见颜干事老气横秋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的档案，你相信吗?”
那晚我们都喝了不少酒，颜干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狠狠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的颜干事古怪地笑着，我们共同喝了一杯酒，彼此久久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