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哈尔滨，我和朋友坐着出租车找小吃，人们推荐老六杀猪菜，杀猪菜，其实在鲁西平原也有，在过年的时候，谁家杀猪，邻居帮忙，最後把下水、猪血、肠子放到锅里炖。
在一个僻静的小街，我们找到一家老六杀猪菜。我的感觉里，一直认为萧红是饥肠辘辘，不独灵魂，不独肉体，也兼胃肠。她的文字满篇覆盖着饿的呐喊，黎明时候，饿了一夜的萧红，爬上欧罗巴小旅馆地下室高高的窗台，两只脚悬挂而下……她每日都是这样的等待，是否有人送点食物给她果腹。她仔细分辨着每一种不同的脚步声，像果农在无边的黑暗里倾听夜露的滴答……甚至，一次，躺在铺满稻草的床上，她想到了偷。“列巴”被挂在别人的门把手上飘香，她饿得直咽口水，想着怎么去把属于别人的食物偷来。那一刻，已然没有了羞耻心。那一次，羞耻心终归醒了过来……她一直饿着，一直与饿拔河较劲。
萧红每天都站在欧罗巴旅馆的过道里等着萧军给她带回吃的。有时是馒头，有时是少量的列巴圈、牛奶。偶尔也会下下馆子吃点猪头肉、肉丸子之类的荤腥菜，但大多数时间是吃不饱的。
“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
“我不愿意我的脑浆翻绞，又睡下，拉我的被子，在床上辗转，仿佛是个病人一样，我的肚子叫响，太阳西沉下去，他没有回来。我只吃过一碗玉米粥，那还是清早。”“肚子越响了，怕给他听见这肚子的呼唤，我把肚子翻向床，压住这呼唤。”
二
特立独行和叛逆一直主导着萧红，这是不容于当世和家人的，在萧红的族谱里，你找不到萧红的星点儿影子。呼兰“萧红故居”中，有一部《东昌张氏宗谱书》，十六开本。在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之页中，印有张廷举单人免冠照片一张，其下为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和继母梁亚兰的单人照片。族谱的编撰者不是别人，正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与四叔张庭惠在伪康德二年(1935)八月创修的。《东昌张氏宗谱书》的序中说：“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清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城等地，後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戴河子屯(今榆树县属距城东九十里)，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
族谱有萧红的生母姜玉兰的条目，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一，死于民国八年(1919)闰七月初二，“呼兰府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妻伉丽最笃，惟体质素弱，不幸罹疫逝世”。
这本宗谱书内记载有张岱至1935年以前出生的六代人的生卒年月日和简历，唯独没有萧红，萧红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在其母姜玉兰的条目下，也只写“生三子”而不写生一女三子，好像1911年张家没有婴儿呱呱坠地。萧红是家中的长女，出生时哭声洪亮，不止不休，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中拎出，说了句：“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
确实是个茬，编撰族谱时，萧红离家出走已过五年，父亲将萧红视为“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其族籍。《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根本没有萧红辈份中“张秀环”的名字。
萧红是端午出生的，这在人们眼里视作不祥，後来家里人好像就印证了这一点，萧红是不安于家室的，而在人们眼里萧红风流成性，这给她当时的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萧红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家里人害怕而我们喜爱她的缘由吧，有人评价杜拉斯是“有毒的情人”，这毒性是与喜爱能够相通的。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为了私情离家是没有退路的：只要你迈出家门一步，门就在身後咣地一声关闭了。包法利夫人中离家出走的爱玛服毒自杀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了，也许萧红是仿效《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娜拉走後怎么样?是堕落还是回来?萧红走的是别样的路途，萧红是知道前脚迈出门槛的境遇的。即使在被抛弃，告贷无门，衣食不继，饥寒交迫，又有身孕的凄惨状况下，萧红也没有随弟弟回家，她不能(一个未婚先孕的私奔女子不会被社会接纳)也不愿(回去意味着更严密的禁闭，失去自由)回去。许多年後，当她在香港回忆她的呼兰河老家时，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以文字和记忆靠近家乡，只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我们看萧红与家庭的冲突，在萧红十四岁上高小一年级的时候，由父亲做主，将她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为未婚妻。
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终于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半年的工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父亲像火山一样暴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也没冒?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在初三的时候，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她向父亲提出解除与汪恩甲的婚约，遭到父亲的拒绝。在张、汪两家积极为萧红嫁、娶做准备时，萧红面临着与王恩甲结婚、还是跟陆振舜去北京读书的最後抉择，精神异常痛苦，常常不去上晚自习，躲在宿舍饮酒吸香烟。初中毕业後，萧红第一次离家与陆振舜私奔到北京。
萧红与陆振舜的离家出走，在闭塞的呼兰河县城引起轩然大波，使家人倍受舆论的压迫。父亲被解除秘书职务，姊妹们为舆论威压被迫相继转往外地求学。汪家也就此发难。已婚的陆振舜与萧红朝夕相处日久，便爱上了她，于是写信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这使陆家大为不满，断绝了其经济来源。他们在北京生活无着，被迫回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与表哥陆振舜分手後，过了一段短暂的流浪生活，後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与家里妥协，答应回家与汪恩甲完婚。
汪恩甲的大哥，对萧红以前离家出走一事耿耿于怀，对弟弟“懦弱”的迁就行为很是不满，迫使汪恩甲“休掉”萧红。萧红于是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大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承认是自己要休妻的，萧红一气之下回到呼兰，两人暂时分手。
萧红回到呼兰县城的家里，闭塞落後的乡邻视她为“怪物”。半年前与表哥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成为人们茶馀饭後谈论的佐料。她因之受到家族的歧视。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萧红，受到父母的冷落和弟妹的疏远，心情压抑而苦闷，开始借酒消愁和吸烟。此种嗜好的养成，损害她的身体，造成她日後的体弱多病。
萧红的喝酒吸烟引发了继母的不安，一方面，她暗中挑拨萧红与邻里亲戚的关系，说萧红在哈尔滨学坏了，滥交男朋友;另一方面又到乡下去怂恿她亲娘舅来教训她，萧红大舅被她後母蒙蔽，不分真假，前来教训她。萧红年轻气盛，拿菜刀相对峙，大舅愤而离去。从此，萧红在亲戚朋友中日渐孤立起来。继母借口萧红父亲在外县任职、农民抗租、地方不安宁，带着萧红和她的三个异母弟妹于1931年3月来到张廷举老家——阿城县福昌号屯堂兄家暂居。张家是大地主，叔伯们视有叛逆个性的萧红为“洪水猛兽”，处处禁锢她的行为，箝制她的思想，动辄得咎。这年秋天，叔伯们再次提高地租，引发了佃户和长工的激烈冲突，萧红出于对佃户和长工的同情，出面替佃户和长工向伯父求情，不要加租和削减长工工资。伯父老羞成怒，痛打了萧红一顿，把她锁在一间空房子里，还派人到阿城拍电报，催促萧红的父亲赶快来，动员其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与萧红谈得来的小婶，可怜她的不幸遭遇，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地放走了萧红。
年仅二十岁的萧红，为了抗拒家族的迫害，又逃到哈尔滨，开始了漂泊流浪的生活。萧红走後，父亲便宣称“开除她的族籍”。萧红陷入迷惘的绝境。生活无着之际，她不得不去找此时正在读书的未婚夫汪恩甲，两人关系恢复，一同住进东兴旅馆。
解决温饱後，萧红因学业受挫，精神极度苦闷。为治疗流浪时落下的疾患，萧红吸上了鸦片。後在堂妹张秀琴、张秀珉姊妹俩的帮助下，她进入“东特女二中”作为插班生读高一。但不久，萧红发现自己怀孕，无颜面对堂妹，只好不辞而别回到东兴旅馆。汪恩甲不敢把萧红带回家，因为其母知道萧红曾随陆振舜同赴北平，便不再承认这个未婚媳妇。所以两人只好又在东兴旅馆里住下。汪母知道自己的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支助。他们俩人坐吃山空，半年来，欠了旅馆四百多元。汪恩甲向萧红说，不能束手待毙，必须回家取钱。不料，汪恩甲却一去不返，从此杳无音讯。
无疑，在当时，萧红的举止是一道光，这光有点刺人的眼睛，使人无法适应。她是一个传统伦理的解构主义者，对父权对家族偶像的颠覆，致使她与父亲宗族断裂，她反抗包办的婚姻，对爱的渴望，使她一次次受伤。她看到人性的黑暗，她不愿人的一切由别人(宗族、父母)安排就绪，到头来她只有以毁损自己为代价。萧红总是朝着自己的憧憬走：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三
有一次，聂绀弩对萧红说：“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本为首名，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把她移後十名)前後，决不会到和毕全贞(末名)靠近的。”
萧红笑着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这使聂绀弩颇感意外，他不知道萧红会是《红楼梦》里的谁。
萧红解释说：“我是《红楼梦》里的那个痴丫头。”
《红楼梦》中发痴的女子多矣，林黛玉?萧红敏感似之，才气近之;尤三姐?萧红有时的刚烈近之;妙玉么?萧红不是绝尘的人，但萧红却说她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香菱，是学诗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作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其实，萧红的命运最象香菱，不是作诗的香菱，是在男人面前煎之熬之的香菱。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古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是红楼里对香菱悲惨命运的判词。从小被人贩子拐走，後被贪淫好色的薛蟠霸占为妾。集奴才和性奴于一身，白天要侍候主子的衣食起居，晚上要满足主子的性欲。稍有不顺，便拳打脚踢，甚至被毒打是“家常事”。
香菱最大的特点便是“呆”，对于薛蟠的打骂，她毫无怨言;对夏金桂的毒害，她逆来顺受，叫人心生悲悯和哀痛!
在男人为主的空间里，特立独行的萧红也有很多的无奈。曾有一份资料，说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後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在後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葛浩文在《萧红传记》中说，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话虽愤激，但我们却看到一个写诗以外的香菱。
有一次，朋友看到萧红眼睛和额头间的青肿。
萧红掩饰说：“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这时，坐在萧红一旁的萧军却说：“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是我昨天喝了酒，打的。”
而她和端木的关系呢?似乎更不好理解，端木蕻良，艺术家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中午十二点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而萧红，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端木蕻良没有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还有一次，端木蕻良把一个四川泼辣的女佣人打了，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又要赔钱，这些有琐碎有麻烦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奔走，端木蕻良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正如萧红本人所说的：“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这就是萧红，在日子里毁损的萧红，从家乡的呼兰河到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地，萧红长期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面对战乱、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她一直在迁徙。大部分的日子，她缺吃少穿，生活贫困。，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花白头发”了，许广平说萧红时常头痛，还有一种宿疾：“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婚时，一些朋友因此颇多异议和谴责，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吗?”
因为坚强，所以无力。从父亲那里逃出，却逃不出自己情感的囚禁。一次，萧红与端木蕻良去看望曹靖华，曹靖华注意到端木蕻良的原稿上却是萧红的字迹，便问萧红：
“为什么像是你的字呢?”
“我抄的……”萧红说。
“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他抄稿子呢?不能再这样。”曹靖华先生坦率地说。
这是为萧红惋惜，因为谁都知道，端木蕻良与萧红的艺术才华，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就是真实，因为真实，我心里有一种想哭的悲愤。生存用这种方式惩罚这个小小弱弱对爱的依附吗?
没有兄弟姐妹的亲情，没有了父亲的依靠，萧红多么渴望有可依可憩的男人的臂膀，相托一生。爱是女人的宗教，尤其对于萧红这样对情感渴求大于物质渴求的女子。
她曾经以为已经找到，这个人是萧军
“三郎，我们分手吧。”这是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年後萧红对萧军说的一句爱情结束语。
这个时候，她的爱情无疑是受到自己的质疑，连自己也不敢接受和承受了。
1938年5月，萧红在武汉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这是对爱的渴求的後撤吗?这是萧红人生旅途的倦怠，想找一块石头坐下小憩片时?她赠给端木蕻良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也许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理真实。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是作为一个男人给女人的支撑吗?
竹竿是靠不住的，在她离世的最後日，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不在身边。
她跟萧军在一起时，肚子里怀着那个抛弃她在小旅馆作人质的男人的孩子。和端木结婚时，却怀着萧军的孩子。
一个孩子生下来被送走了，不知所终;一个孩子小产死了。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性情。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四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了小团圆媳妇被虐待致死的悲惨故事，在孩子的记忆中最後化成了一个凄婉的传说：
据说，那团圆媳妇的灵魂，也来到东大桥下。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的就到桥下来哭。
有人问她哭什么?
她说她要回家。
那人若说：
“明天，我送你回去……”
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
若没有人理她，她就一直哭，哭到鸡叫天明。
萧红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後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得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如此一路走来，鲁迅先生死了，爱人离去了，在日本人的炮声里，她走到了三十一岁的冬日。这个冬日，就像臂膀，她愿意休息一下再赶路，但睡着了谁知道就不醒了呢?她有许多的惦念，在内地陷入战火的时候，她来到香港，她是在这里等待最後的结局吗?
1938年，萧红和冯乃超的夫人一起离开汉口，此时她已经和萧军分手，但怀着他的孩子。在宜昌，同伴病了，萧红一个人在天还没亮的码头被绳索绊倒，虚弱到无力站起。于是就躺在那里，事後她向朋友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据骆宾基说，写作《呼兰河传》的决心和最後的腹稿也许就是在这时候形成的。最後，她借助一个赶船人的帮助站了起来。
1941年春，史沫特莱回国途中路过香港，特地来看望萧红。萧红正患着肺结核。那时，肺结核几乎是个不治之症，盘尼西林刚刚被使用，但价格极奇昂贵，打一针就要倾家荡产，穷困的萧红怎能用得起呢?
史沫特莱劝萧红离开香港去新加坡。因为日军必定要进攻香港和南洋，香港至多能顶半个月。史沫特莱把萧红送进香港玛丽医院。不久，史沫特莱回国去了，萧红的病又一天天加重起来。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攻打香港。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在沦陷的前两天，萧红旧疾复发，又住进了医院。1942年1月13日，医生怀疑萧红患了喉瘤，给她开了刀，开刀後才知并非此病。萧红知道自己再没有复原的希望，但她又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因为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骆宾基来看她时，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她的眼睛湿润了，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医院中所有的外籍医生都被扣留在日军集中营里，其他医生和修女或是被抓，或是逃走。第二天，医院被日军接管，挂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院中所有的病人都被迁走。这一天清晨6时左右，萧红就昏迷不醒了。
1942年1月22日11时，萧红病逝，年仅三十岁(虚岁三十一岁)。
《呼兰河传》里写到：“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那是自古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萧红不是佛教徒，但她让我们看到了生老病死的轮回和四季的交替，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没有理由，没有说道，但内在的悲悯却让我们感到战栗。毕竟是生命，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後，一天几天无法吃饭。在18世纪法国政府迫害新教徒时，流亡国外的布鲁逊博士因为过于痛苦而大病一场。这里的厌食和生病，都是一种心灵的良善和悲悯。对萧红的死呢?
萧红死後2年，诗人戴望舒拜谒萧红墓，写下《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