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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呈现 实现 —《镂空的光阴》后记

时间:2023-11-08    来源:馨文居    作者:左右之间   阅读:

  粗粗算来,自己喜欢上现代诗已有时日。从1985年发表第一首习作,一不留神竟在这条地僻人稀的小径上独自行走了近四十载。

  “以诗为友,终生无欺”。懵懂之时,欲尊其师;风雪载途,曾围其炉;逆流而上,可仰其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冥思、遐想,我倾诉、叩问!就像父母给了我生命一样,诗歌早已融入我身体的内部,成为灵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诗性即人性”。诗歌的初心使命与人生的起点终点是归一的。从经验主义出发,我对这样的命题和结论不仅深信不疑,而且有切肤痛感。这个中的境味让人充满好奇;有时也想捕捉它,或者自以为抓住了什么,却又难以说清楚、道明白;而要抵达所谓的彼岸,甚至需耗尽余生。

  The river

  is still th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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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01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口老井,我常常趴在上面往下瞧。黑洞洞的,白天依稀能看到自己模糊的脸。我双手捂成喇叭状朝下喊,得到的回声并不那么清晰。

  我怀疑井里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宝贝,要不然母亲怎会天天将一只旧水桶吊下去提上来,还用两块半圆形的厚木板严严实实地盖住它。她越是这样,我越觉神秘。

  好几回我看到了一只青蛙,它端坐于半截枯枝上,两眼盯着井壁,若有所思。后来,也经常有月亮圆圆缺缺,几颗星星深深浅浅。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了母亲的眼睛……

  我相信自己寻着了另一个天空。它是那么神奇,确实深无底、广无边。1988年7月,军校毕业后我分配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州实习。在那里与诗歌撞了个满怀。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诗在中国达到了一个巅峰期。“归来的诗人”充满理性的思辨;朦胧诗从地下到地上,代表着“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新生代诗潮在语言实验上实现了反叛和超越。我也因为有了初步的经济条件和精力优势,而成为一个时尚的“爱好者”。这一年,我自费参加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夜校学习,偶尔挤进大学的“诗歌角”,近距离聆听春潮涌动的暖暖诗情。

  于是,我试着花更多的时间来读诗。从艾青《归来的歌》、公刘《沉思》,到舒婷《致橡树》、余光中《乡愁》,以至北岛《回答》《宣告》、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次次经受身心的沐浴和洗礼。

  当然,能真正读懂现代诗,特别是国外的经典,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泰戈尔、普希金、雪莱、惠德曼……这些名字都闪耀着神的光辉!直至今天,对关于“诗”的启蒙概念,对“诗”的内在特质,我仍没有一个十分自信的见解。

  九十年代初调上海工作后,我参加过复旦诗社的几次座谈,记得有一次是关于诗歌定义的话题。“诗言志”“诗缘情”“诗的乐象说”以及“诗到语言止”,与会者将这些在教材上枯燥无味的理论,诠释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活动的尾声,我也战战兢兢地抛出了关于“诗论”的一枚“酸果”——

  “诗是飞翔在语言艺术天空的一只爱情鸟。”

  未等我解释,他们就报以毫不吝惜的掌声。虽然知道这里面大多有礼节和鼓励的成分,但对我来说,它是一道光,它是一声雷,它是诗神的眷顾和召唤。

  这一年,我二十五岁。又大约过了十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阳光洗亮的歌声》。这是一组简洁、单纯到一眼见底的清唱。“发现之未发现”,我只是洞开了冰山一角。而那只“酸果”也成了我打开未来之门的一把金钥匙。三十多年来,我真的不止一次地触摸到那灵光一现的“瞬间”,轻轻推开诗歌神话虚掩的“隐约”之门;又是多少回踩着那有形无形的“神韵”律拍,犹如步入精妙隽永的“觑巧”之境。

  VOL. 02

  我的本性确属比较木讷的一类。年幼时开口说话很晚,童年的记忆里有太多的“怯场”经历。直到现在,“不善言辞”的标签依然挥之不去。

  写作常常能填口拙之憾。弥补的办法之一,就是以笔代舌。一句话说出口了就收不回来,文字却可以反复修改,甚至弃之纸篓。

  然而,现代诗的创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真正地走近它、深入它,便越发感到自己的边缘与肤浅。“呈现之难呈现”,用诗句来表达和诠释生命,也就自然成了人生磨练和灵修的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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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是审美的艺术。要将意象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在有限的分行中灵活运用、充分展现,必须打开想象的翅膀。母亲作为一切想象的源头和基点,她放飞的“爱情鸟”始终翱翔在那深情的注视里。

  “我的母亲,刘慧芳。她几近文盲,却是一本终身受用的书。”我把这句话印在扉页。可以说,这本诗集就是为母亲写的。但洋洋洒洒二百余首,却还没有一篇能够承载得起我心中母亲的分量。

  我将《敲》作为开篇,里面的每个字都是泪。每每重温这些句子,我的心灵都会受到强烈的撞击。无论是“一只空碗”“一枚指环”“一扇旧窗”,还是“成片成片的庄稼”“密密麻麻的针脚”“斑斑点点的烛光”,甚至“雪花”“白发”和“泪痕”,都是母亲托梦给我的信物。选择“敲”这个动词,我是矛盾的。既想用渐变放大的乡音呼唤亲人,又怕“惊醒了天堂里的母亲”。

  在诗意表达上,欲说无言与欲哭无泪也是我经常遇到的两种窘境。最近我一直在修改《叫花子》。这是一首送给自己的小诗,灵感来自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原来题目叫《忏悔录》,一改再改,却总还不满意。每读一遍,骨子里就悔一次;每改一回,心里头就痛一阵。“这么些年/我一直站在那儿/从十一岁站到五十岁//现在我多想/母亲能亲口 再喊我一声/叫花子”。

  母亲离我而去三十余年了,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长成了她心中的模样。在母亲面前,即使做一个“叫花子”也是幸福的。我多么渴望在诗歌中与母亲相会;多么想忽然间她又站在我面前。一旦我做错了什么,就劈头盖脸地指出来;或者干脆“罚我站墙角”,我情愿从五十岁,再站到六十岁、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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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03

  理完样稿,我如释重负。虽然写几首诗或者出两本书并不是人生目的,但也不妨当作一段心曲的休止符。“实现之可实现”,如果还算得上对亲友、对自己、对两鬓白发的一点交代,那么诗途中的这些即景和小记,或许又值得以铅字的面目交由时光去淘洗。

  我想用《一粒桑葚》定格住隔壁小姐姐“十四岁的春天”。“那一年/她的名字 和/一枚早熟了的心事/红得发紫”。这个“小姐姐”无论是村里的“小芳”,还是镇上的“阿莲”,她们都成了那段青涩年华中甜蜜的梦。

  “唱凤凰”至今流传于靖江沙上,是我老家屈指可数的文化“非遗”。那耳熟能详的“咚咚锵”,一咏三叹,低吟浅唱。作为一个客居他乡的“流浪歌手”,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把秘密放在心上/让沙里淘出来的方言/淡淡地发光/我是一个篾扎的老人/我是一只纸做的凤凰”。

  《爱人》《瓷婚》《下厨记》《阅读,需要伴侣》,大都是念家的随笔,有时光的微芒。“两个人坐在书房里/静静地 不说话//他在一本词典里/翻找金子//她理好一团紫毛线/继续织少女梦”。这些画面时常萦绕于我的脑海里。“她起身 关上了/半掩的玻璃窗//他擦了擦花瓶 又将它/搁回原处//外面起风了 屋子里/听不到半点儿声响”。我希望能够永远栖居在这样的意境里。

  不经意间,女儿长大了。我多年在外地工作,她便成了《想象的果实》。我并不担心“那亭亭玉立的造型 是否/已将年年修剪的疼痛/舞在风一样的自信里”。更多的则是对她的前程抱以憧憬:“花园上的天空多么辽阔呀/如果你真的把自己舒展开来 那么/每一片树叶都是我宽厚的手掌/每一根枝干都是我坚实的臂膀”。

  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将诗歌比喻成“光”和“火”,后来也叫它“酒”,现在我更愿意称之为“茶”。《品茶》一定程度地深入到事物的底层。“阳光和煦的下午/我把杯中盛开的花/看成了云朵/一位老者瞧了瞧/说,是白羊”“我们同时提到一位/种菊的古人”并“频频举杯/让一只羊 与一朵云/在南山相会”。

  《中长3000米》是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后的心得。院校工作的六年让我特别庆幸与自豪。不一样的舞台,有更多的机会与各个年龄层次的学者交流。同时,也感到了知识的空白、能力的差距和阅历的短板。有一次参加学院运动会,虽然没获奖,心里却坦然:“每一秒都有超越/每一步都在刷新/我要努力甩掉自己的影子//其实 3000米/也是一个人生/跑赢了自己/就是冠军”。

  2016年秋,携家人游览老君山,在那里住了一晚,并写下了《极顶》。安静下来后,渐渐看清事物的因果和本然:“我以为看到了一座山/我以为看到了一个人/我以为看到了一头青牛/我以为看到了八百里仙境//登上南天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除了/观里的几柱清香/山顶的一片闲云”。

  18岁穿上军装,至今已39个年头。最近我在整理修改《纪念章》时,止不住落下了眼泪:“一枚纪念章/从胸口摘下来/如同将枪 放入仓库/将刀还给厨房/将笔交予博物馆……如同从战士身上/卸下盔甲 皮肤/从立着的石头里/扣掉文字//如果一定要摘下来/请刮下上面的金/交给母亲 将弹片/留在我的骨头里”。

  诗途漫漫,岁月悠悠,这是天命之年缪斯赐予我的最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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