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伏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欤?《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1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2，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3。”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1不可逭(huan)：不可逃避。
2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子产，郑国大夫，孔子的弟子。
3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厉，虐害。
苏轼这一篇上书其实也跟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法一样，是主要针对当时宋朝的一些急需变革和关键性的问题来谈的。我们知道在整个有宋一代，可以说都面临着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首先就是边患问题，我们知道宋朝的边患从它开始建立之时起，就一直存在着，而且虽然情况不断变化，但是由于自己的治理不到位，所以导致这种外患情况越来越严重，终于在最后被灭掉，这是有宋一代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宋朝的教育问题，说的更加明确一点，就是崇文抑武的策略，我们知道宋朝自始至终对于读书人、对于士大夫都是非常尊重的、崇扬的，但是对于武臣却一点都不重视，这也是与宋朝建国的历史有关的。赵匡胤鉴于五代动乱的缘由情况，所以就对武臣不是那么信任，于是就大力地提拔文臣，这导致整个宋代一代都是在文化上可以说是取得了灿烂的成就，但是在武功上却是屡屡败绩，这当然是不行的。第三个大问题其实是跟边患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也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经济财政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宋一代对于官员们、士兵们的赏赐和对于外敌的岁币都是非常高的，这一个结果就导致不得不大大地搜刮百姓的民脂民膏，所以就导致民穷国也穷，所以就自然造成了百姓对于朝廷的反抗，造成了百姓和政府的对抗，造成了百姓的叛乱，这就是很显然的问题。第四个问题也是跟边患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军队的问题，由于宋朝不重视武臣，自然对于军队的训练、管理都是用文臣，当然也就不怎么管理、训练得好了，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士兵不能上阵打仗，却在欺压百姓这方面倒是有一套，这自然使得百姓更加仇恨了，另外这些士兵打不了仗，当然就使得国家被外地欺负了。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