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成为政治运动的主流。
一九七六年开春就兆头不好，战争的硝烟气味也没散去，许多人南迁回原籍。我看到父的平反无望，经过再三申请，五月十二日我父亲原单位供销社雇了辆汽车以拉煤名义把我们一家送回原籍玉代县。
十月份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看到东方天际露出了曙光。
次年，我又开始写信向中央、省、市为父亲申冤要求平反。
一九七八年夏天，父亲原单位派人来我们原籍调查了解我父亲回乡的情况。这次我们所在大队领导介绍我父亲各方面很好，一反当年那些丧尽天良的造反派提供我祖上全是军统、中统和反动人员。不过那几个人想说坏话也没机会了，有的服毒自杀了，有的自缢死亡，甚至全家死绝了。
收秋后农闲了，我赴父亲原单位要求平反。一走进办公室室，三个人正在忙着看材料，床上，办公桌上摆的全是材料。两个年轻人不认识，一个上年岁的是父亲单位的会计，也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曹定华。
我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身份，并说明是来为父亲平反的。那两年轻人问我你父亲为什么没来，我说父亲身体不好。他们说不是你父亲身体不好，是你父亲不善言语，所以你来了。他俩指着床上的材料说，我们正在审核你父的材料。并说你们家很了不起，你祖父很有声望，与中统站长和军界交情很深，县长还得去你家拜访，你父亲人品不错。
闲谈了一阵，一个姓崔的主任进来了，姓曹的会计介绍了我的身份。我提出要求安排食宿问题，崔主任说没法安排。我说你们白天办公，我在外屋，夜里你们下班后我睡在床上，因为这是冬天，在院里冻死了，否则也不用安排。吃饭我轮流去崔主任家和曹会计家，因为别人我不认识。
崔主任琢磨了一会说，指着那俩个负责平反的年轻人说，你和他俩住一块吧，吃饭在食堂，先记账。
次日，我与他们开始实质性的交谈父亲平反问题，那俩年轻人说别着急，慢慢来，我们正在审查。曹会计说你父亲的问题已经定性不能平反。我说什么问题已经定性不能平反，曹会计说你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没证明人，解放后在单位有贪污问题。我说关于解放前的问题已有结论，我父亲没有交代贪污问题，怎会有贪污问题。曹会计说解放前问题过去的结论不认可，文革又推翻了，贪污问题是根据你父亲多年在供销系统工作，按照每天一支烟或一块糖计算的，定性你父亲贪污七百多元。
曹会计说的我心头大怒，我从床沿往起一站，手指他说你放屁，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历史的结论在没有确切证据前提下不能推翻，要推翻就认可我父亲从抗战做情报工作。文革定性是错误的，所以中央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具体贪污问题根据每天一支烟或一块糖定性更不能成为事实。
曹会计听我说他放屁，也站了起来，指着我说你为什么骂人。我说骂你应该，运动中你陷害了多少好人，现在中央提出平反冤假错案，你却坚持文革一套，对抗三中全会精神。那俩年轻人赶快劝说我俩的争执，平息了争吵。
我说你们给我开介绍信吧，就说我父亲不能平反，我去北京申诉，就说曹会计坚持文革的结论，认为三中全会不对。
曹会计马上反驳，我没这么说。
争执平息一会，那俩年轻人问我，你认为你父亲的贪污问题定性不准，你认为你父亲可能吃过烟或糖没有，我说可能吃过，因为那不是毒药。其中一个人说你敢这么认为吗，这是大问题。我说敢这么认为，但是根据这么计算定性贪污，我不认可。
一上午在争吵中过去，那俩年轻人说你等待吧，我们给你父亲审查材料。
吃过午饭我提着从家乡带的三十斤白麻，去我当年住的乡下换麻油。那年代坝上白麻很缺，人们做鞋和榨油需要白麻。一周后我带着四十五斤麻油回到供销社安排的住地。
那俩年轻人说，我们以为你回家了。我说没有得到答复平反，我不回去，我去乡下换了些麻油。
那俩年轻人说麻油不好带，是投机倒把抓住没收。我说用车里胎装麻油，再装进提包。我让他们看，他们说这办法很好。他俩对我说别回去，否则你父亲问你办的怎么样，你没法交代。那俩人很好，白天正而八经与你谈正事，晚上谈私事。年代长了，忘了他俩姓名。
我每天与同学和朋友们会面闲聊熬日子。腊月十三，他们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父亲的平反问题第一批已经上报，你回去等待吧，也过年呀。那俩年轻人说我们也回县里呀。
我说离家三、四百里，这么远，大冬天，走不回去。他们说不能走，坐车回去。我说没钱。他们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和曹会计一块去家里过年。曹会计看了看我没说话，走了出去一会儿回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人拿了二十块钱给了我，说你拿上钱回去吧。其实我身上有三十多块钱，回家八块多钱就够了。